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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桑塔格一樣，坡也是一個在歐洲、在文學本身中找尋靈感的美國作家；像桑塔格一樣，他也著迷於消蝕性疾病和死亡。看坡的哥特式小說，你會緊張得大氣不敢喘，因為其中的死亡感像他使用的頭韻那樣向你步步逼近：“在這一年秋天陰沉、黑暗而無聲的一整天裡……”　《厄舍屋的倒塌》中這些有力而迷惑人的字句不啻為一貼貼文學麻醉劑。圖森具有療效作用的氣候想要否定一個事實，即死亡是無法逃脫的。坡的小說則證實了這一事實。如果說，這似乎是一個可怖的發現，那麼，對一個感覺到其周圍的東西在否認著什麼的孩子來講，這倒不失為一種天賜之物。

如果說，理查德·哈里伯頓追求的是遊歷世界並抓住其中你所喜愛的東西這一外在的愉悅，那麼，坡追求的是同樣的快樂，只不過方向相反，即內在的快樂，表明文學可以是駛向他鄉的交通工具，而且——甚至更好——文學本身即可為目的地。坡教會她依靠自己的感受力，打發掉她遇到的所有非文學環境。

但是，無論是坡，還是哈里伯頓，都無法給桑塔格一種職業感，對一個獨立思考並已逐漸認為自己的一切由自己作主的孩子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對於遭受“父親渴望”或曰“父親飢餓”煎熬的孩子來講是一種相當普通的感覺。她在兩本令一代代少女感到興奮的書裡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感，這兩本書是《居里夫人傳》（Madame　Curie：　A　Biography）和《小婦人》（Little　Women）。

快十歲的時候，蘇珊看了伊芙·居里為母親寫的動人的傳記。傳記《引言》第一句話就非常吸引人：“居里夫人的生活包含了如此多的奇蹟，所以，她的故事講起來只能像傳奇了。”傳記中，伊芙欣喜若狂地敘述了關於居里的完整範例，她這本傳記為蘇珊未來的生活描繪出一幅近乎完美的藍圖：年復一年，瑪麗在死水般的波蘭度過了一個個貧窮而孤獨的日日夜夜。她有一種強烈的慾望，要去“愛某種極其崇高、極其偉大的東西。”伊芙問：“人們該如何去想象這個十七歲的女孩的熱情呢？”瑪麗參與了波蘭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活動，渴望祖國從蘇聯佔領中解放出來，去建設一個更美好、更公正的社會。她企盼著能夠到法國這個學識和自由聖地接受教育。她給姐姐寫信，說“我夢想巴黎，就像夢想救贖一樣。”　瑪麗的機會到來的時候，伊芙評述道，“人在巴黎，感覺是多麼年輕、多麼有力、多麼激動！又是多麼的滿懷希望啊！”在巴黎，瑪麗在她鋼鐵般意志的引導下，在陋室發奮讀書，幾乎到了筋疲力盡的程度。她引起了大科學家皮埃爾·居里的注意。如同小說家那樣，瑪麗尋找著新的研究課題。她和皮埃爾共同建立出“一門新科學和一種新哲學”。他們成為“珠聯璧合的作家”，體現出“男女之間最高的結盟和平等的交流”這一精神風貌。夫婦倆也有孩子，瑪麗母性洋溢，正如她對科學滿懷激情一樣。丈夫死後，瑪麗即致力於“一種永遠的奉獻”。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照料傷病員；她向全世界人民張開懷抱。世界的奧秘和奇觀讓她激動不已，她立志要去探索。特別是瑪麗相信天意。正如伊芙所說的那樣，“我們必須相信，我們有天賦去做某件事，不管付出多少代價，這件事必須做成。”她以“一種超人的執著”堅持不懈。隨著自己的逐漸成熟，瑪麗發現有必要建設一種國際文化，並相信其“對一切低俗所持的固有的拒斥”。

荒漠中的童年（6）

居里的故事也是一個高尚的故事，因為，用她女兒的話來說，瑪麗是以“淡然的態度”，以“一種不可改變的性格結構和一種智慧的頑強努力”來對待榮譽的。伊芙引用了愛因斯坦的評價：“在所有的名人中，瑪麗·居里是惟一沒有受到榮譽腐蝕的人。”

這不是說，桑塔格希望像瑪麗·居里那樣，要在後院建個化學實驗室，也並非說她試影象契訶夫那樣，既當作家，又做醫生。對蘇珊來說，想象自己發現種種治療方法，發現一種像鐳那樣的可以用以治病的新元素，那不是她的發展方向。更為重要的是，伊芙喚起了對一種無私生涯的思考——瑪麗是無私之極，她甚至都不視之為一種生涯，而只是一種職業，如此而已。在這一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