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預言者，我能想象到世界將被摧毀，”陶布斯寫道。後來，他對他以前的學生理查德·特里斯特曼說他已成為毛澤東主義者。

的確，陶布斯為他所認為的聖保羅式方式——為了確立一個新秩序的合法性，必須摧毀舊秩序的合法性——而辯護。所以才有毛澤東/卡斯特羅。但是，革命者以什麼為權威去摧毀？陶布斯爭辯說，聖保羅式的經驗包含了似非而是的“自我授權的權威”的迴圈。聖保羅選定了自己，他那干預的個性或者使歷史得以改觀的力量，再次揭示了出人意料的救世主的可能性。桑塔格和兒子會在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實地體驗這一真理，他們和被壓迫者站在一起，這些被壓迫者為反抗“破壞世界的力量”的暴虐而鬥爭。這裡的引文出自馬林·特普斯特拉對陶布斯論聖保羅的專著的討論，正如向陶布斯和桑塔格灌輸左派觀點的沃爾特·本雅明一樣，陶布斯的專著將對救世主的信念和解放事業聯結在一起。

桑塔格在哥大全職上班，週末和夏天用來創作《希波賴特之夢》——後來，書名改為《恩主》。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天的時候，她已經準備把尚未完成的小說的一部分拿給出版商看。最後，她想方設法，終於約到很有實力的蘭登出版公司的編輯賈森·愛潑斯坦見面。結果，他拒絕出版這部小說，但建議她不妨找找弗雷·斯特勞斯出版社的羅伯特·吉勞，說他有可能接受書稿。

吉勞——很快就要成為羅傑·斯特勞斯的合夥人（一九*年）——編過T·　S·　艾略特、喬治·奧威爾、弗蘭納裡·奧康納、愛德蒙·威爾遜，以及羅伯特·洛厄爾等一些當代文學名家的書稿。許多人認為弗雷·斯特勞斯·吉勞出版社成功地出版一系列名作，吉勞是勞苦功高。而且，從一九三九年起他便開始出版純文學作品這一傳統就此延續下來，當時，他剛出道，還只是哈考特·佈雷斯·沃爾德出版公司一個小編輯。愛潑斯坦之所以想到吉勞，是因為後者為了推出難以出版的作品而作出過傳奇般的努力。吉勞願意出版長篇小說處女作也是有名的，推出過威廉·加迪斯　冗長而晦澀的《認可》（The　Recognitions；　一九五五）。再則，吉勞是一流的莎士比亞學者，是一位作家們敬重的文人。吉勞在哈考特呆了十五年，於一九五五年加盟弗雷·斯特勞斯·吉勞出版社，除了其他原因，他說羅傑·斯特勞斯的“出版眼光”吸引了他。斯特勞斯出身於殷實之家，擁有雄厚的資金，足以使他將出版看成一種長期投資。他希望出版一系列國外名家和國內有前途的新人新作。

鑄就成功（6）

在愛潑斯坦建議的鼓勵下，桑塔格去見了吉勞。她劈口就是一句“賈森·愛潑斯坦告訴我，整個紐約，你是惟一能懂我小說的編輯”。吉勞發覺她的開場白讓人歎服了。她既奉承了他，又貶低了愛潑斯坦，因為愛潑斯坦顯然不懂她這部小說。愛潑斯坦確立了名家“鐵錨版圖書平裝本”系列（Anchor　paperback）的地位，現在，他把一個有吸引力的新秀推薦過來，而她的作品要推向市場是有風險的。他敢做嗎？吉勞才看了小說的第一部分，但是，根據小說出色的開篇，他便作出決定，提供給桑塔格一份弗雷·斯特勞斯的合同，她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簽下這份合同。

關於她的長篇小說處女作是如何被接受出版的，桑塔格的說法有多種版本，但沒有一種與上述的說法相吻合。這一敘述根據吉勞寫給桑塔格的一封註明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的長信摘錄（在弗雷·斯特勞斯·吉勞出版社的檔案裡，沒有該信的回覆）。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桑塔格向《出版家週刊》的米里亞姆·　伯克利解釋了她是如何去找弗雷·斯特勞斯·吉勞出版社的：

這聽上去像個童話。寫《恩主》的時候，我看著書房，自忖：“我要給誰出呢？”我按照自己喜歡的程度，開了個出版家名單，弗雷·斯特勞斯·吉勞排第一。我記得當時想，出過朱娜·巴恩斯和納撒尼爾·韋斯特這兩位我最喜歡的三十年代美國作家作品的出版社肯定會有人喜歡我喜歡的東西的。

她稱，她在手稿上寫了“小說編輯收”，就放在接待她的人那兒。她回憶說，大約一二個星期之後，有人邀請她共進午餐，並給了她出版合同。一九八一年夏，在國際筆會為表彰斯特勞斯和吉勞為出版事業所作的貢獻而舉行的聚會上，桑塔格又是另一種說法。她以自己初次與他們打交道的經歷，高度讚揚她的出版商：她走進他們在西聯合廣場“棒極了的破舊的辦公室”，把自己的第一部小說放在一隻（當年用來裝列印紙的）斯芬克斯盒子裡，並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