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她那衣著頗有特點的兒子，這個編輯是和他兩個小兒子一起出來的，他跟經過的蘇珊和大衛打招呼。過了一會兒，他的一個兒子對其兄弟說：“這道風景你可不是每天都能見到呵！”

鑄就成功（4）

桑塔格在大衛的房間擺滿了玩具，但是，她承認，因為她把對“家的感覺”的全部需要傾注到他身上，所以，大衛覺得做個孩子挺不容易的，也難以長大成人。大衛說過：

我小時候並不快樂。我更傾向於認為我的童年時代是服刑，青年時代是保釋……有文友說過，我思想上是有某種淵源的，但地理位置上和種族上，我不知所屬。他說對了。我對住過的地方並不感到依依不捨。

現在，像他媽媽一樣，裡夫也是記者，整天在外面跑。他希望呆在外面，希望處於前沿，他寫難民，這也許是因為他像母親一樣，自己就是個難民。

桑塔格和她兒子對古巴、古巴革命和古巴左派，對反巴蒂斯坦　難民感興趣，這一興趣的產生源自他們剛到紐約時不穩定的生活情形。他們和艾琳·福恩斯住在講西班牙語的社群，與古巴詩人赫伯託·帕迪亞　（　Heberto　Padilla　）　交朋友。古巴人幫著照看大衛。他高興地記得“隔壁兩個動作利索的美人兒那時會幾乎是神奇般地出現，把我抱抱就走，帶到阿姆斯特丹街上的古巴餐館（維克多餐館）吃那些她們叫做“巴提朵斯”（Batidos）的稠稠的熱帶奶昔。”母子倆一九六0年六月到九月一直呆到卡斯特羅建立了新古巴，大衛在那裡砍小甘蔗，桑塔格則考察古巴革命文化。

一九六0年秋，二十八歲的桑塔格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宗教學系教書。雅各布·陶布斯剛開始在那兒任教。在哥大，陶布斯是個傑出的、但也是孤獨的人物——實際上他是系裡的光桿司令，系裡像桑塔格這樣資歷淺的教師有時會替他判卷，有時在他的系列講座裡穿插上一些課。蘇珊·陶布斯也教宗教，但像桑塔格一樣，她也一心想當作家，因此參加了桑塔格和福恩斯組織的寫作小組。

福恩斯記得桑塔格是如何來和她談談想法的，她需要一個能對她的想法作出回應的伴侶。如果沒有福恩斯的幫助，桑塔格照樣可以寫作。對此，福恩斯並不懷疑，但是討論一下，她們確實促進了彼此的創作。可是，這些創作僅僅流於口頭形式，除了談還是談。福恩斯最後說：“我們真傻！想寫，幹嗎不坐下來寫呢？”她們的寫作小組就這樣開寫了。接下來緊張的六個月堅定了她們當作家的信念。

的確，桑塔格是為她的藝術而生活，而其他人則沉湎於家庭，極其小資，桑塔格讓這些人覺得相形見絀。桑塔格指導理查德·特里斯特曼，稱讚他一開始寫的小說，並在他還是個大學生時就接受他參加寫作小組。特里斯特曼完全被這群才貌雙全的女人征服了，覺得自己能分享她們的抱負是在享受特權——但他感到自己幾乎不配。他相信他還什麼都沒有做，不值得桑塔格對他這樣充滿信心。但是，她已看過他的不少作品，足以讓她相信他的潛力，她極想發現有才華的新人。在城市學院，她會幫助培養奧斯卡·希裘利斯（Oscar　Hijuelos）的寫作能力，後來，他描寫古巴…美國生活的小說《曼博舞王演奏愛情歌曲》（The　Mambo　Kings　Play　Songs　of　Love，一九九0）獲普利策獎。

其他學生髮現桑塔格很熱情，比大多數教授平易近人。在“比較宗教”課上，她談及自己在巴黎大學的經歷，並討論起薩特來。陶布斯的大多數學生只是把桑塔格看成大師的影子。她是名神秘女郎。她和陶布斯到底是什麼關係？沒有人真正知道。

鑄就成功（5）

陶布斯痴迷於猶太教和基督教對彌賽業或救世主的期待。研究陶布斯的學者提到他的“啟示錄式的政治態度”。換言之，世界在等待的就是歷史的斷裂，那種由耶穌故事和保羅改變信仰所揭示的歷史斷裂。神學提供具有爆炸性的政治潛力的隱喻；這一潛力幾乎等同於“別在這種世界上進行精神投資”的訓誡。陶布斯傳遞給別人的印象是他知道不為人知的東西，他期待著一個變化的世界；在這種印象中蘊藏著他的諾斯替力量。他的時間表掐得分秒不差，因為他的時代就要在簡稱為“六十年代”的時代猝然降臨。世界，借用陶布斯某弟子的一本備受稱讚的書中的說法，就在伊甸園大門口。真正的變化與歷史決裂，正如聖保羅所爭辯的，它們是天啟式的。會有上帝的新教徒（基督徒），或者用世俗語言來講，會有一個新的政治世界。這極有可能意味著暴力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