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並沒有成型的外貿體制，無力接待外來商船。於是在1686　年，粵海關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較有實力的商行，代理海外貿易業務，即後來俗稱的“十三行”。後來行商家數變動不定，少則4　家，多時26　家，但“十三行”已成為這個商人集團約定俗成的稱謂，可以說，“十三行”是清朝的“外貿特區”。

到了1757　年，乾隆帝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關僅保留廣東一處，“十三行”由此達到了鼎盛時期，對中國後來的經濟發展甚至世界貿易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幾乎所有亞洲、歐洲、美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與“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易關係，大量的茶葉、絲綢、陶瓷等商品由此從廣州運往世界各地。在此後的100年間，廣東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大量的關稅收入。

“十三行”中以四大鉅富潘紹光、盧觀恆、伍秉鑑、葉上林創辦的同文行、廣利行、怡和行、義成行最為著名。其中伍家經營的怡和行與英商和美商每年貿易額達數百萬兩白銀，在中外商界的名號最為響亮。

在清代的三大商業群體鹽商、晉商和行商中，行商的資產更為集中，其中經營長達百年的伍氏家族更是讓行商的資產達到了歷史的頂峰。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伍家的怡和行就成為了廣州行商的領頭人。自1810年到1850年之間的這四十年，“伍浩官二世”伍秉鑑掌握伍氏家族，伍家在大陸的力量達到了巔峰。在伍國華的這位伯父商業天才伍秉鑑的努力下，怡和行成為了行商中的佼佼者。　伍秉鑑被美國商人稱為“誠實、親切、細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國人盛讚他“善於理財，聰明過人”，伍秉鑑除了和美國商人關係密切以外，同英國商行也有著緊密的聯絡。伍家既是封建官商，又依靠同西方商人的貿易發財致富。他們同外商聯絡最為緊密，因而伍家能在東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不為人知的是，伍秉鑑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銀行家”和最大債權人。東印度公司負責人在每年結束廣州的交易前往澳門暫住時，總是將大量的存款和金銀交給伍秉鑑保管。東印度公司有時資金週轉不靈，也向伍家借貸。與其他行商不同，伍秉鑑很願意嘗試新的投資領域，他持有美國的證券，向美國的鐵路建設投資。多方面的投入為他換來了更多的收益。1834年鴉片戰爭爆發之前，伍家的財產已經達到了驚人的2600萬銀元（總價值相當於今天的50億人民幣）。在當時西方人的眼中，伍秉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西方學者稱其為“天下第一大富翁”。怡和行也由此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跨國財團。…；

1840年以前，可以說是廣東行商的鼎盛時期，但鴉片戰爭爆發後，以“十三行”為代表的廣東行商集團的輝煌卻在戰火中走向了沒落。

但一個驚人的事實是，以伍家為首的廣東行商們，並沒有就此走向消亡，而是轉移到了海外生根發芽。

就在伍氏跨國財團達到鼎盛的時候，一股暗流正悄然湧動。這時年事已高的伍秉鑑，也已經敏銳地覺察出了即將到來的危機。

由於“十三行”的大部分生意是與另一壟斷者即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做的，東印度公司是大英帝國的全權貿易代表，然而在1834年，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權卻被英國政府取消了。而當時中國“一口通商”的方式無法滿足日漸增長的對外貿易活動，“十三行”與英國自由商人的貿易摩擦日漸升級，已經逐漸變為19世紀中西關係危機的焦點。

伍家的怡和行向來做的是正經生意，茶葉貿易是伍家最主要的業務。但是，一些伍家擔保的外國商人為了謀取暴利，往往在貨物裡夾帶鴉片。對於伍家來說，一方面是朝廷官府，一方面是多年來貿易往來的生意夥伴，兩邊都得罪不起。因此，他們只能儘自己的全力居中化解這些危機。

在林則徐至廣州禁菸後，伍家積極配合，將外商上繳的一千餘箱鴉片交給了林則徐，但是，林則徐認定這些鴉片是十三行行商與英商串通一氣欺騙官府才交出來的，於是派人鎖拿伍秉鑑的兒子伍紹榮到欽差大臣行轅審訊。面對官府的yin威，伍家只能妥協，表示願以家資報效。儘管伍秉鑑曾向朝廷捐鉅款換得了三品頂戴，但這絲毫不能拯救他的事業。由於與英國商人千絲萬縷的聯絡，他曾遭到林則徐多次訓斥和懲戒，林則徐甚至還下令將涉案的伍紹榮革去一切職銜，逮捕入獄。伍秉鑑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獻出鉅額財富以求得短暫的安寧。經過如此幾番折騰，伍秉鑑顏面盡失，可以說斯文掃地。

1840年6月，英國遠征軍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爆發。伍秉鑑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