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先生產誠信再獲取利潤。因此，企業經營者應當把信用視為企業的“底線”，要用信譽去佔領市場，去贏得消費者。

舊中國在緬甸仰光的華僑商人胡文虎，被商界稱為“世界萬金油大王”，他一生就是恪守“信用就是金錢”的祖訓，把信譽放在事業之首。

胡文虎的父親鬍子欽生前在仰光開中藥店，去世時欠下香港藥材行一大筆款。鬍子欽死後，香港老闆十分擔心，以為欠賬再也收不回來了。沒想到，胡文虎辦完喪事後，立即將店裡所有現款全部兌換成港幣，隻身到香港去。其父生前的好友都對此議論紛紛，以為他在父親去世後無人管束，帶著現款到香港盡情享受去了。哪知胡文虎一到香港，就主動替父還債。他的這一舉動，立即使他贏得了中藥業同仁的信任。

當他還清債務後，馬上就有中藥材商人主動與之洽談。於是他未付一分錢貨款，就從香港帶回一批藥材。回到仰光之後，他便立即拿錢派人去港付清貨款。由於胡文虎做生意極講信用，在中藥業中信譽極高，所以，只要胡文虎藥店開列的購貨單一到，香港所有的藥材行無不盡快發貨交運。胡文虎就這樣以誠信為基礎，開始了他在東南亞中藥事業的光輝前程。

古人云：“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時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那麼，企業家失信又會如何呢？失信於員工，必然人心渙散，戰鬥力薄弱，不堪一擊；失信於合作伙伴，必然形象受損，處境尷尬；失信於消費者，必然市場萎縮，遭遇生存危機；失信於社會，則必然四面楚歌，難挽敗局。

當然，誠信是無價的，但誠信不是無條件的。對於無誠信的人講誠信，有何意義呢？弄不好，會連自身也喪失了。在這方面，晉商是有慘痛教訓的，可作前車之鑑。

著名的日升昌票號和合盛元票號是一對“相與”，日升昌票號北京分號曾為合盛元北京分號借貸擔保。但合盛元北京分號因經營不善，欠債難還，當債主逼上門時，合盛元北京分號經理竟倉惶逃回祁縣總號。日升昌受牽連了，當局要求“相與”負責，這無疑加速了日升昌的倒閉。如果當時，合盛元票號能與日升昌齊心協力，共同應對欠債，那何至於出現如此的慘局？是合盛元失信於“相與”在前，日升昌才受牽連於後的。

與日升昌一樣，榆次常氏也是吃了誠信的大虧。主做俄蒙貿易的常氏，在俄商手頭據拮，無現錢買茶葉時，便同意賒欠，結果多達140多萬兩白銀。後來，這些俄商大多賴賬不還。雖費盡周折，仍所收無幾，從而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直接造成了常氏的衰敗。

由此可見，誠信也是雙刃劍，既能保護各自的利益，也會造成難以癒合的自傷。講誠信必須要有前提和條件，誠信的前提必須是以誠信回報誠信。

總之，身為商人必須把誠信放在心頭。經商的大忌就是輕諾寡言，亂開空頭支票。答應別人的事情就要千方百計地去履行，如果做不到就不要隨便許諾。一諾千金就是這個道理。

做生意就是做人，人品最重要（1）

人格修養和商業信譽是盈利的命根

晉商崇商重利的價值觀，以義制利的人生觀，不被時俗所迷惑，能夠毅然選擇自己的人生之路。在中國古代“修身、正己、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傳統文化的影響下，晉商尤其重視修身正己、人格修養。在商業活動中，信譽至上，坦誠相待，不弄虛作假，不欺詐偽飾，一直是他們恪守的商業品德，他們以此夯實了自身商業文化的基石，在社會大眾中建立了值得信賴的良好形象。

做生意就是做人，人品最重要

晉商極為看重為人之道，認為做生意在本質上就是做人，因而人品最為重要。很多商業實踐都已證明：商業的成功與高尚的品德密不可分，商人只有具備高尚的品德，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和永久的快樂。

山西盂縣商人張靜軒說：“經商交結務存吃虧心，酬酢務存退讓心，日用務存節儉心，操持務存含忍心……前人之愚，斷非後人智可及，忠厚留有餘。”由於晉商嚴於律己，為人誠懇忠厚，行商不欺詐，故人都願意與之共事。

在做人修養上晉商表現出了誠實忠厚的一面。他們認為“和氣生財”，“和為貴”，凡事不做過分，不做法外生意，講求以誠待人。晉商與同業往來中，既保持平等競爭，又保持相互支援與關照。

運營資本乃商家之生命，猶如血脈，須臾不可缺少。但做生意，難免有短缺之時，互助借貸，自然是常有的事。如何對待借債，對商家和個人的品格無疑是一大嚴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