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同口鎮的經歷，並說明他們的孩子，都是二十幾歲的人了，當著營長或教導員。他們忠厚地感激我是他們的先生，曾經教育了他們……①孫犁在白洋淀（荷花澱是它的一部分）邊上的這個村鎮住了一年，鄉親們看見他曾教過那麼多學生；他們是否也曾感到，由他們的汗水澆灌的這個“水鄉南國”，也栽培出一個文學上的“荷花澱”？

孫犁在這裡教書的月薪是二十元，每月還按老習慣辦事：省錢買書。同口鎮上有郵政代辦所，每到星期日，他就到那裡匯錢到上海買書，特別是當時上海生活書店，辦理讀者郵購，非常負責任，這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除了魯迅、瞿秋白等作家的書和一些進步刊物，這段時間，他繼續閱讀了許多蘇聯文學作品和俄羅斯古典文學作品，如高爾基和普希金的小說等等。白天沒有時間，他就晚上讀，那時學生散了，同事們也大都回家，他住的樓有一個大院子，那時四周空曠，萬籟俱寂，只餘室內孤燈一盞，正好是讀書的氣氛。桌子是破的，板床是冷的，板床下面，還是他從北平帶書回來的那隻柳條箱——不過，他沒有在北平時的那種寂寞感了：“攤書苦讀，每至深夜，精神奮發，若有可為。”②他的讀書方式，是我們所熟悉的，我們可以稱之為“孫犁讀書方式”：

我把文章中間的精闢片斷，抄寫下來，貼在室內牆壁上，教課之餘，就站立在這些紙條下面，念熟後再換上新的。①

關於他從上海郵購書刊的情況，應該特別提一下瞿秋白的譯文集《海上述林》。這書是魯迅為紀念秋白遇害而編輯、出版的，署“諸夏懷霜社校印”，諸夏是中國，“懷霜”即懷念秋白之意。本書上卷收馬、恩、列和普列漢諾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學論文，以及高爾基論文選集與拾補等。據孫犁《書衣文錄》有關條下記述，他當時買了這部書的上卷，“金字絨面”，裝幀精美，他非常珍愛：“此書出版，國內進步知識分子，莫不向往。以當時而論，其內容固不待言，譯者大名，已具極大引力；而編者之用心，尤為青年所感激；至於印刷，空前絕後，國內尚無第二本。”②孫犁沒有說錯。魯迅先生在1936年為該書寫的一篇介紹短文中這樣說：“本卷所收，都是文藝論文，作者既系大家，譯者又是名手，信而且達，並世無兩……足以益人，足以傳世。全書六百七十餘頁，玻璃版插畫九幅。僅印五百部，佳紙精裝，內一百部皮脊麻布面，金頂，每本實價三元五角；四百部全絨面，藍頂，每本實價二元五角……好書易盡，欲購從速。下卷亦已付印，準於本年內出書。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代售。”此文初載1936年11月20日《中流》（黎烈文主編）第一卷第六期，題《〈海上述林〉上卷出版》，未具名，亦不見於本期目錄，很像是一則廣告（後收入《集外集拾遺》時改題《紹介〈海上述林〉上卷》）。不知孫犁是否看了這則廣告才匯錢去上海買書的。總之，偌大一箇中國只印了五百的這部書，和千里之外正在農村教書的孫犁有緣了。從孫犁所說“金字絨面”來看，他買的屬四百部內；他似乎並沒有買下卷（下卷收高爾基的諷刺詩《市儈頌》及創作選集、別德訥依的諷刺詩《沒工夫唾罵》、盧那察爾斯基的劇本《解放了的董·吉訶德》等）。這些，恐怕是出於經濟考慮、權衡需要而做的選擇吧。

同口鎮上有地主、豪紳，也有軍閥。“我雖然是本村高階小學的教員，但也沒有身分去到陳調元大軍閥的公館觀光，只在黃昏野外散步的時候，看著那青磚紅牆，使我想起了北平的景山前街。那是一座皇宮，至少是一座王爺府。他竟從遠遠的地方，引來電流，使全宅院通宵火亮，對於那在低暗的小屋子裡生活的人民是一種威脅，一種鎮壓。”“在那個時候雖然是這樣的勢派氣焰，農民卻很少提起陳調元，農民知道把自己同這些人劃分開。”①在孫犁的教書生活中，有一次卻發生了一件和這些人不能分開的事：

“我二十歲（筆者按：應是二十三歲）的時候，在一個鎮上，當小學教師，兼教一年級的自然課。那種生涯，回想起來，老年人是沒法承擔的。一進教室，孩子們亂哄哄，那且不談。正上著課，有的孩子要撒尿，一時解不開褲帶，或撒完尿回來，自己結不上褲帶，我都要下講臺去親自動手。有一次，坐在前排的一個孩子，非常頑皮，怎麼說也不行，我煩躁起來，要證實師道尊嚴，就用教鞭在他的頭上敲了兩下。這孩子哭叫著走出校門，全體同學知道後都為之變色。原來，我打的這個孩子，是學校的董事，本村一個大軍閥的愛子，而且是愛妾所生。我這才知道闖了禍。但在舊社會，這也不過捲鋪蓋走人而已，構不成別的什麼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