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杜金採夫在一次讀者座談會上也就此發言說：“我認為，波麥蘭採夫同志的巨大功勞在於，他第一次大聲喊出

了誠實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們的良知呼籲。”之所以需要向社會良知呼籲，是因為“因循成習的不誠實”，這不只是

一個文學問題，而是“全社會的通病”。

這樣一來，由文學雜誌發端、由一篇文學批評文章提出的有關真實、真誠的議題，隨著討論的發展、深化，便轉化

成一個具有最普遍意義的社會問題，並且被賦予明顯的政治意義。

與文學的真誠、真實問題相聯絡，同時還提出了一個面向人的問題。就是說，文學要不要把有關人的描寫放在第一

位，敢不敢真實地發掘人的內心世界，承認不承認人有個人生活的權利。高爾基早就說過，文學應該是“人學”。人是

文學注意的中心。但多年來的文學實踐卻不是這樣。這反映了社會上的一種傾向：只承認社會利益、集體生活，而不承

認個人利益和個人生活；個人生活往往只是被視作生產過程和社會生活的附屬物。在革命浪漫主義時代，個人生活、個

人感情往往被置於一邊，這在當時被看成人們的行為準則。如今，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再用這樣的準則規範

文學、規範人們的行為，就有悻於生活的真實。

在關於面向人、人該不該有個人生活權利的討論中，一種把個人生活權利理解為取決於個人內心自由權利的觀念，

在青年人中間得到了廣泛共鳴。

文學的“解凍”帶動了哲學社會科學的“解凍”。1955—1956年，在蘇聯《哲學問題》雜誌上進行了關於社會主義

制度下矛盾問題的爭論。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什麼樣的矛盾？這些矛盾的本質、特點和解決方法應當是怎樣的？矛盾和

對抗的相互關係又如何？在爭論過程中，人們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具有客觀性，並不是什麼

“惡意的蓄謀”和“敵人的詭計”。同時也形成了這樣一種觀點：遠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由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產生的，

或者是從過去時代遺留下來的；其中一部分矛盾之所以激化，是由政策錯誤所引發，或者是因為不善於依據社會主義發

展的客觀規律採取有效的社會組織形式而造成的。當時普遍形成了這樣一種共識：選擇解決矛盾的時機，在解決矛盾時

採取正確的方法和形式，具有重要的原則意義。這樣，在社會主義問題上就破除了教條主義框框，摒棄了階級鬥爭尖銳

化的理論，為深入分析個人崇拜時期的錯誤提供了理論根據。

與此同時，《歷史問題》雜誌在這個時期也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資料，打破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框框，

從現實需要出發闡述歷史科學的任務，力圖重新評價蘇聯歷史上的有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