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這具棺木看守嚴密，

以免重演歷史悲劇。

代表大會關於把斯大林遺體遷出列寧墓的決定，在社會上引起了大規模搗毀斯大林紀念碑和紀念像的行動。成千上

萬的城市、街道、廣場、農莊和工廠紛紛易名。早在20大之後，許多斯大林紀念像就已被拆除，矗立在伏爾加一頓河運

河上的巨型斯大林青銅塑像就是在那時被拆除和熔化的，現在所有類似的紀念碑都被從底座上推倒。只是在喬治亞，

斯大林的塑像和紀念碑依然保留著；一些街道還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在當地博物館裡也能看到介紹斯大林生平事蹟的

展覽。

官方對斯大林的嚴厲態度，立即在全國報刊上得到了反映。有關　30　—40年代“悲慘死去”或“遭誣陷被害身亡”

的政治家、經濟學家、文學家和軍隊將領的名字和帶有此類字樣的訃告，大量湧現報端；20大後獲得平反的一些受害人

的往事回憶，也開啟禁忌，被大量披露出來。有關集中營、流放地紀事或犯其他大忌不能公開發表的文章，則以手稿形

式發表在被稱為“薩米茲達特”（意為“獨立出版”）的地下出版物上。瓦。沙拉莫夫的《科累馬的故事》就屬於此列。

22大後“解凍”的浪潮迅速波及科學和藝術各個領域。

“解凍”原是蘇聯作家伊。愛倫堡一部小說的名稱，以喻個人崇拜的漫長冬日已經過去，堅冰消融，思想解放的季

節業已到來。這個術語代表著赫魯曉夫時期蘇聯意識形態變化的特點。

40年代後期、50年代初期，蘇聯文壇流行“無衝突論”。在“無衝突論”的影響下，公式化的、概念化的、為政治

口號作圖解的作品，被當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碩果。“無衝突論”的政治依據是斯大林關於“蘇聯社會生產關係

和生產力完全相適應”和“社會主義社會在政治上、道義上完全一致”的理論。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在文藝創作中就要

表現好與更好之間的矛盾，否認社會上有好與不好之間的矛盾。這時，不少蘇聯作家感到政治空氣壓抑。他們想說話，

但是不敢說，也沒有地方說。愛倫堡在　1948　年寫成的論文《談作家的工作》直到斯大林逝世之後，才在　1953　年　10

月號《旗幟》雜誌上公開發表。之所以要在斯大林死後發表，愛倫堡解釋說：“我經過了長時期的猶豫才決定發表這些

有關作家工作的意見。”“我自己問自己：提出有關作家工作問題的時機是否已經到來了呢？我認為，這個時機已經到

來了。”斯大林逝世，愛倫堡感到鬆了一口氣，呼喊“解凍了！”實際上，這不僅是愛倫堡一個人的感受，而是蘇聯很

多知識分子的心聲。

1953年底至　1954　年上半年，蘇聯的報刊開始出現一些批評性文章。例如，《新世界》雜誌發表了一系列觸及文學

問題和現實問題的文章。其中，波麥蘭採夫的《論文學的真誠》最有代表性。文章揭露了文學中“粉飾現實”的種種積

習和手法，呼籲作家拿出“真誠”和“良心”寫“生活的真實”。

文章尖銳地指出，多年來文學作品“憑空杜撰”，製造了種種“昇平景象”：農村本來貧困不堪，小說電影中卻愛

描寫莊員們大擺宴席；工人食堂的情況本來很糟，可是在一些作家的筆下，雖沒有擺出奶豬凍和烤全鵝，但也看不到黑

麵包？？作家在文章中列舉了許多這類弄虛作假、歌舞昇平的現象。在過去的年代，為了樹立個人崇拜的形象，美化、

粉飾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電臺、書刊、大會小會上假話大話空話連篇，製造種種虛假現象，這已成為一個極其嚴重的

社會問題。波麥蘭採夫和其他作家、批評家一經在《新世界》上提出這個問題，立刻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引起了輿論

的強烈反響。

廣大讀者熱烈投入了關於真誠、真實問題的辯論。一讀者給《新世界》雜誌寫信說，普通的誠實人早就發現了這種

醜陋現象，並且對之憤恨之極，他們想說但未能找到恰當的表達方式，是蘇聯文學替我們老百姓“說出了這句大膽、實

在、而又公正的話”。他向作家深表感謝，說道：“所有有頭腦的、熱愛真理的人們，都會理解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