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中的痛苦、委屈與憤慨之情依然未能消除。這恍若夢境的人生經歷使他對生活

本身更加迷惑，經濟上的損失已經補償，但肉體與精神的創傷如何癒合與補償？半

年多的大悲大痛難道就隨著時光的流逝而飄然蕩去，不留下任何一點標帶著諸多疑

問與困惑，他來到西安一位著名法學教授的家中。這位教授在聽他講述了自己的悲

他愴歷與困惑後，苦笑著搖搖頭說：“您的不幸經歷只能使我同情，但卻沒法具體

地解釋和回答您的問題。因為無論是中國的《憲法》，還是《刑法》，都沒有對辦

錯案和製造冤案的規定與處置方法，這就是說我們的法律不允許有冤假錯案的出現。

至於說出現了怎麼辦，我想就目前而言，除了善良的人們對你的不幸灑下幾滴同情

的淚水外，還沒有別的方法來彌補你肉體與精神的創傷。也許你的疑問未來的中國

能解答。”鄭安慶回到家中反覆揣摸教授的話，併產生了新的疑問：未來的中國能

解答嗎？這個未來到底有多遠的途程？

最後陳述

顯然，袁仲一、程學華、鄭安慶等人，不能也無法代表整個秦俑館，他們的命

運也不能代替其他人的命運，換句話說，他們就是他們，就是袁、程、鄭三人。

但是，我還是用了以上不算太少的文字把他們的人生沉浮粗略地描述了下來—

—儘管這個描述不及他們整個人生途程的十分之一，儘管他們的命運與其他諸君的

命運不同或相去甚遠。有一點卻是明確的，那就是，他們人生的鏈條與一個時代緊

緊相連，他們的命運就是時代的命運，任何人的個體都無法超越時代，就如同人無

法抓住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提起來一樣。

如果把秦俑館的諸君放在一個時代，也就是剛過去不久的那個時代的背景下去

審視，就會發現，他們整體的命運不是透明和鮮亮的，相反則是灰暗和愁愴的、無

耐和苦澀的——這就是他們的整體色彩。

老一代考古隊員不必贅述，就稍年輕一些的而言，如秦俑館現任美工李鼎弦先

生，在他就讀陝西藝術學院行將畢業的六十年代，原是一個在各方面都表現甚優的

大學生，只是由於他給某部門寫了一封大意是：“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

不是壞人而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的信，便被拿入大牢，一關十年。

他那最富激情、最富才華、最富創造性的黃金時期，就這樣在四壁漆黑的監獄中，

在孤獨、憤懣、疑惑、痛苦甚至絕望中度過了。儘管他若干年後輾轉來到秦俑館，

並在美工的工作崗位上重新揚起了生活的風帆，並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那個時代留

給他心靈的創傷卻是極難消融的，他的心情依然是沉重和憂傷的。當我幾次坐在他

的對面，並和他探討二千年前那個放羊的小孩，是怎樣拿著火把尋找丟失的羊群，

並把兵馬俑坑焚燒殆盡之時，他那有些灰黃的臉上始終透出一種壓抑的氣息。

當我第一次來到秦俑館和副館長吳永琪交談時，得知他原來是一個北京知青，

初中畢業或者還沒完全畢業，就離開首都北京那平坦的街道，來到陝西的黃土高坡

接受教育了。這個時代具體算起來，應該是比李鼎弦先生走進監獄時晚幾個年頭，

但作為一個大的時代背景是相同的，人生的命運也是接近的。稍有不同的是，李鼎

弦實實在在地下了大獄。吳永琪則是從北京的四合院走進祖國西北黃土高原上的一

個小山溝，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當然，和吳永琪同時代或稍晚些時候來到這裡的，還有一批數量相當可觀的知

青，只是吳永琪更能讓人矚目一些，這不僅因為他後來有幸讀了大學，又當上了秦

俑博物館的副館長，更重要的可能還在於他早年曾主持過秦陵銅車馬的修復工作，

由於他憑著自己的才華和毅力出色地主持完成了這項工作，所以他自然地就要引起

世人的矚目，那麼，他的名字也將有可能和銅車馬並存。

直到今天，秦俑博物館真正事業有成的人員為數不多，而為數不多的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