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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疲倦了，英雄主義衰退了，滿足了的野心，既得的利益，都在尋尋覓覓、追求索娶央求什麼呢？一個安樂窩。安樂窩，它們得到了。它們獲得了安寧、平靜、悠閒，心滿意足了。可是與此同時，某些既成事實又冒了出來，要求人們承認，並敲著它們旁邊的門。這些事實是從革命和戰爭中產生的，是活生生存在著的，它們理應穩居於社會，並且已穩居在社會中了，而這些事實又通常是為種種主義準備住處的軍需官和勤務兵。

因而在政治哲學家們面前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在疲乏了的人們要求休息的同時，既成事實也要求保證。保證對於事實，正如休息對於人，是同一回事。

英國在護國公以後向斯圖亞特家族提出了這樣的要求；法國在帝國以後向波旁家族提出的也是這樣的要求。

時代需要保證，保證是非給不可的。親王們“賜予”保證，而實際給保證的卻是事實自身的力量。這是一條值得認識的深刻的真理，斯圖亞特家族在一六六○年對此不曾懷疑，波旁家族在一八一四年卻對此不屑一顧。

在拿破崙垮臺後而回到法國的那個事先選定了的家族，頭腦真是再簡單①普呂西亞斯（Prusias），指比西尼亞的普呂西亞斯二世，他將漢尼拔出賣馬羅馬人。

②伊弗它王（Roi　d'Yvetot），法國貝朗瑞民歌疊句中的人物。

不過了，它認為世問所有都是它給的，給過之後，並且可以由它收回；它還認為波旁家族享有神權，而法蘭西則什麼也不能享有，在路易十八的憲章中讓予的政治權利只不過是這神權上的一根小樹枝，由波旁家族採摘下來，堂而皇之地賜給人民，直到有了那麼一天，國王高興時，就可收回來。其實，波旁家族作此恩賜，並非出於心甘情願，它早就應當明白並沒有什麼東西是由它賜予的。

它滿腔怒氣地覷著十九世紀。人民每次歡欣鼓舞，它便怒不可遏，我們採用一個不大好聽的詞兒，就是說一個常用而準確的詞兒：它老在咬牙切齒，人民早已發現了。

它以為自己很強悍，因為帝國在它面前象舞臺上的一幕場景似的被移走了，它卻不知道它自己也正是那樣移來的。它沒有看出它是被捏在搬走拿破崙的那同一隻手裡。

它以為自己有根，因為它是過去。其實它打錯了算盤；它是過去的一部分，而全部的過去是法蘭西。法國社會的根絕非生在波旁家族裡，而是生活在人民中。形成這些深入土地中，生機勃勃的根鬚的，絕非一個什麼家族的權利，而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它們四處伸展，王位底下卻沒有。

對法蘭西來說，波旁家族，是歷史上一個明顯和流血的傷疤，但它已不是命運的主要成分和政治的必要基礎；人們完全可以把波旁家族拋棄，確也把它拋棄了二十二年，同樣有辦法繼續存在下去，而他們竟沒有發現這一點。在熱月九日還認為路易十七是統治者，在馬倫哥勝利之日也還認為路易十八　是統治者的人，又怎能發現這一點呢？有史以來，從未有過象這些親王們那樣無視於從實際事物中培育出來的這部分神權。人們稱為王權的這種人間妄想也從沒有把上界的權否認到如此程度。

大多數謬見導致這家族收回了它在一八一四年所“賜予”的承諾，也就是它所謂的那些讓步，真令人感嘆！它所謂的讓步，正是我們的鬥爭果實；它所謂的我們的躁畸，正是我們的權利。

復辟王朝以為自己打敗了波拿巴，已在國內站穩了腳跟，就是說，他們自以為力量強大和根基深厚，一旦覺得機會來了，便突然作出決定，不惜孤注一擲。一個早晨，它出現在法蘭西的政治舞臺上，並且大聲否認了集體權利和個人權利——人民的主權和公民的自由。也就是說，它否認了人民之所以為人民的根本和公民之所以為公民的根本。

這裡就是所謂七月敕令的那些著名法案的實質。

復辟王朝崩潰了。它的崩潰是應該的。可是，也應指出，它並沒有絕對敵視進步的一切形式。許多大事完成時它是在場的。在復辟王朝統治時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