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的秋天。孫犁的文章，從寫作的角度對這幾篇通訊提出了意見，在真實性上卻肯定它們：“報告者曾向人民的血流前面走過，差不多用即刻的工夫，把仇恨轉寫到他們的報紙上。”①其中，《角邱血》一篇所記錄的，就發生在孫犁的家鄉安平縣：八月十五日——記錄者很可能在習慣上用了農曆，如果是這樣，這一天正是中秋節。敵人糾集上千兵力，不發一槍，在黑夜悄悄包圍了角邱村。這一次，幸虧人民警惕性高，耳目靈，他們早已躲進青紗帳，敵人撲了空，只悻悻然燒了房子，殺了兩個老婦，捉了幾個老人。八月二十日，敵人捲土重來，利用漢奸，佈置陰謀，終於使角邱村七十多人慘遭殺害。題名《誰能忍受》的一篇，則這樣記錄了角邱村的悲劇：“在安平六區角邱村近百個死屍中，有這麼一幅慘圖：一個全身衣服都被撕破的少婦，屍身橫躺著，Ru房邊被刺刀紮了幾個紫色的大裂口，下身也是模糊的血泊……她之血體外邊，躺著一個幼兒，死去了的白色的小眼睛，依然在凝視著他的母親，而死者的丈夫，則握住了孩子在痛哭。”《坑水紅了》寫的仍是安平縣六區某村發生的事件：日本兵綁了十三個村民，讓他們在水坑旁跪下。十三個人挺得直直的，不僅不跪，反而大罵敵人。最後他們被砍頭，頭顱被踢進水坑，“坑水連續泛起十三個紅圈以後，完全變紅了。”……

這些血的場面，孫犁在編《冀中一日》時，就看到不知多少次了。不僅如此，那時和他一道工作、參與研究討論的不少人，就在1942年5月，“把血灑在冀中平原上了”①。不只是血的場面，還有戰鬥、新生、力量和歡樂的場面。這些場面就發生在作者的周圍或身邊，激勵著他的感情，浸潤著他的筆，使他不失時機地捕捉了那些歷史性的鏡頭，用新鮮而熱烈的畫面，充實著歷史的篇章：以後不多幾天，這一家就經歷了那個1942年5月的大“掃蕩”。這殘酷的戰爭，從一個陰暗的黎明開始。

能用什麼來形容那一月間兩月間所經歷的苦難，所眼見的事變？心碎了，而且重新鑄成了；眼淚燒乾，臉皮焦裂，心臟要爆炸了。

清晨，高粱葉黑豆葉滴落著夜裡凝結的露水，田野看來是安靜的。可是就在那高粱地裡豆棵下面，掩藏著無數的婦女，睡著無數的孩子。她們的嘴乾渴極了，吸著豆葉上的露水。如果是大風天，婦女們就把孩子藏到懷裡，仄下身去叫自己的背遮著。風一停，大家相看，都成了土鬼。如果是在雨裡，人們就把被子披起來，立在那裡，身上流著水，打著冷顫，牙齒得得響，像一陣風聲。

這是《“藏”》②這篇小說對五一大“掃蕩”開始後群眾生活的一個掠影。人們可能還記得小說敘述的那個挖洞的故事。著名的冀中平原的地道戰是從挖洞開始的，是真正的人民的創造。開始是單一的洞，後來發展為多戶相通的初級地道，但目的仍是為了隱蔽，再後才發展成為能攻能守的網路式作戰體系。挖洞的事最早出現在蠡縣（孫犁的小說《第一個洞》①，幾乎以完全紀實的手法寫了這件事），這和小說描寫的背景完全一致。據《呂正操回憶錄》②說，開始有的領導同志對蠡縣一帶發展地道很不滿，認為是逃跑主義，後來程子華政委帶工作組親往調查，才肯定了這是人民的偉大創造。蠡縣靠近保定，環境艱險，最先出現地道是不奇怪的。如果在五一反“掃蕩”前就開展地道戰，那就更好了，冀中人民會減少很多損失。

折城、破路、挖地道，被認為是抗戰時期冀中平原上的三大工程，是開展平原游擊戰的偉大創舉。這三大工程，在孫犁的作品裡全有反映。前兩項工程是在抗戰初期進行的，《風雲初記》裡有很生動的描寫，我們不妨掇拾一二。

先說拆城。女縣長李佩鍾向拆城的民工作了動員，大家分散開，剛要動手，來了三個穿長袍馬褂的紳士，為首的正是李佩鐘的父親李菊人。他說：“古來戰爭，非攻即守，我們的武器既然不如日本，自然是防守第一。從縣誌上看，我縣城修在宋朝，高厚雄固，實在是一方的屏障。縣長不率領軍民固守，反倒下令拆除，日本人一旦攻來，請問把全縣城生靈，如何安置？”

李菊人領了半輩子戲班兒，不但他的見識、學問，全從戲臺戲本上得來，就是他的言談舉動，也常常給人一個逢場作戲的感覺。全縣好看戲的人差不多全認識他，民工們扛著鐵鏟大鎬圍了上來。

“我們不是召集過幾次群眾大會，把道理都講通了嗎？”李佩鍾說，“那天開會你們沒參加？”

“那天我偶感風寒，未能出席。”李菊人抱歉的說。

李佩鍾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