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語不文。用花轎送出姑娘固然好看，初學寫作好比窮人，把你的姑娘用牛車拉出去吧。只要文章的內容好，語言笨一些沒關係——但記住這是說初寫，你千萬不要認為這就好了：我可以永遠用牛車往外送姑娘了。這樣下去，會弄成車上已經不是姑娘而是糞草了。因為你對語言的工作不嚴肅，對文學事業你也一定失敗無疑……②“冀中一日”寫作運動刺激了抗戰時期冀中地區文藝事業的發展，在這之後，文藝讀物很受歡迎，特別是《表》（班臺萊耶夫）、《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聶維洛夫）等一批蘇聯作品，印數高達三、五千份，這從一個地區來說，印數是很可觀的。其中，《不走正路的安得倫》，還是根據孫犁的藏書翻印的。其次，冀中幾個文藝刊物的投稿者，也大大增加了。在孫犁的家鄉安平縣，還編印了《安平一日》。

對孫犁個人來說，他在參加了《冀中一日》的編選工作後，產生了一個積極的結果：“你也可以寫些創作，那樣一來，批評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些了。”一個從事創作的夥伴，在一次黃昏的田間散步時，這樣對他說。

他覺得這位夥伴的話說得懇切而委婉，雖然並不以為含有暗示，卻在這之後大大加強了創作的勢頭，——他說過，在這之前，他從事的文字工作主要是批評性的。

而在這之後，當他再寫那些批評性的文字時，“不知為什麼，我對那些尖刻的言詞，跋扈的態度越來越知道避免了。這就是因為我從實踐中得知了創作的艱難，它並不像指責家所要求的那樣容易，它所需要的條件，也不像一般人所設想的那麼簡單。”①

在當時，人們尤其不能設想的是，《冀中一日》的編選工作剛剛結束，人們就面臨著一次空前嚴重的“掃蕩”，這就是日軍對冀中人民發動的、曾經震驚中外的五一大“掃蕩”。在這次“掃蕩”和以後的連綿戰火中，不僅堅壁在堡壘戶夾壁牆裡的《冀中一日》的稿本遭到劫運，《文藝學習》的油印本也在很長時間裡下落不明，如果不是由於一次偶然的機緣，康濯把自己精心儲存的一本拿出來，讀者可能永遠不會讀到完整地體現著當時風貌的《文藝學習》了。

血與火的藝術記錄

冀中抗日根據地位於平、津、保三角地帶，有“平津門戶”、“華北糧倉”之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首創的平原根據地，在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日本侵略者把冀中抗日根據地看作心腹大患，在當時華北駐屯軍司令岡村寧次的直接指揮下，從1942年5月1日起，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對冀中進行所謂“十面出擊”、“鐵壁合圍”式的“掃蕩”，以圖摧毀這塊抗日政權。

有人這樣描繪了當時敵我雙方鬥爭的態勢：在這塊平得像地毯似的大約六萬平方公里的平原上，四邊圍著平漢、津浦、石德、京山四條鐵路構成的封鎖圈。圈裡分佈著八千多座村莊。敵軍在主要村鎮上建立了軍事據點一千七百五十三個，路溝總長二萬五千餘里，冀中抗日根據地由之被分割成二千六百七十多小塊。就在這棋盤似的戰場上，日軍集中了十萬人（筆者按：此數包括偽軍等在內，敵主力實為五萬餘人），來與呂正操、程子華將軍領導的冀中部隊兩萬餘人決戰。戰爭從5月1日開始，直打到6月底。兩月中，大戰二百七十二次，小仗則日達數十次。①

富有戲劇性的是，敵人選擇五一國際勞動節這一天發動“掃蕩”，沿滹沱河北岸設立臨時據點，封鎖滹沱河；而冀中區黨委卻在滹沱河以南饒陽縣張保村的棗樹林裡，在同一天召開了勞動節紀念大會，並當真演了一場《日出》。在紀念大會上，黃敬和呂正操都講了話，分析了形勢，作了動員。大會進行中，有敵機盤旋偵察，呂正操還風趣地說：“也許是岡村寧次坐飛機來看望我們了。”

孫犁於1942年春末，回到平漢路西晉察冀文聯的崗位上，看來他並沒有親身經歷五一大“掃蕩”。但是，他經歷過敵人發動的其它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掃蕩”。據梁斌回憶，在五一反“掃蕩”前夕，孫犁來冀中深入生活，曾經和他領導的“新世紀劇社”打過遊擊。這說法和孫犁自己的回憶也頗為符合：“就在這個秋天（按：指1941年秋天），冀中軍區有一次反‘掃蕩’。我跟隨劇團到南邊幾個縣打游擊，後又回到本縣。滹沱河發了水，決定暫時疏散，我留本村。”②1983年，河北省博物館一位同志從1941年10月冀中區的一個油印刊物《通訊與學習》上，抄下一篇孫犁的佚文——《報告文學的感情和意志》，文後附錄了幾篇通訊，都是“死者的血流未乾，生者的嘶啼還相聞”的時候記下來的。這時，正是孫犁所說的那個打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