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大相適應。在教材和作業想定中，對於我軍黨委集體領導和首長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對於我軍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顧少，多半是採用了‘一長制’的精神。編寫教材和作業想定的根據，沒有注意我軍現有的裝備技術條件以及我軍最近的將來可能達到的裝備技術水平，而是把蘇軍已經高度機械化的裝備技術條件作為依據。在戰術演習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條件下的攻防戰術之外，很少針對我國大部分沿海地區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點，忽視了我軍長期在複雜地形條件下所採用的滲透、穿插、迂迴、包圍等戰術活動，把大部分演習都設想在一般起伏地帶，都設想為大規模的正面攻防戰。這樣教學的結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幹部取得一些現代技術條件下的戰爭規律知識，但是，另一方面就包含著一個危險，這便是一旦發生了戰爭，我們的軍隊就可能不會以劣勢的裝備去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也可能不會在山地、水網、河川地帶進行作戰，將使我軍在戰爭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報告在分析產生錯誤的主客觀原因時說：“在軍事學院產生這些缺點，是有客觀原因的。在學院開辦的最初幾年，沒有適合我軍情況的現成教材，因此許多教材不得不請蘇聯專家替我們編寫；學院人力不足，忙於應付施教，不能兼顧研究我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