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與建議。他指出：“科學研究在軍事上，若從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出發，即從適應現代國防要求出發，我們似乎應著重研究‘戰史’，尤其是研究毛澤東的持久戰和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同時，我們似應著重研究我們所學現代戰爭在原子化學條件下的戰役戰術。以上兩種研究又必使之結合起來，以求適應於今後戰爭可能發展的情況。”並就此聯絡到反對教條主義問題，強調：“我們反教條主義，提高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正是為了善於學習，善於致用。現代國防需要的科學知識，我們實在太差，所以毛主席指示學院‘努力學習，保衛國防’？？黨的“八大”政治決議要我們解決主要的矛盾，即‘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那我們只有在提高國防科學水平上去努力吧！”

這封信長達2000字。在信的末尾，他署名之後這樣寫道：“1956年12月26日眼花手抖書此”。

他這種為了黨的事業而忘我工作的精神，實在令人感動。

這一年的年底，原軍事學院上級速成系第一期學員，後調回志願軍第十五軍第四十五師任師長的崔建功，來醫院看望劉伯承。

劉伯承看到自己的學生在朝鮮前線打了勝仗回來，心裡是非常高興的。

他招呼崔建功在小客廳坐下，和他拉起了家常，親切地詢問他的工作、生括和家庭情況。

談到上甘嶺戰役時，劉伯承意味深長地說：“軍事原則，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古今中外吧，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如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誰不這樣說？關鍵是要活用原則，根據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來運用，與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你在上甘嶺打得好，但軍事學院並沒有教給你怎樣打上甘嶺戰役，只教給你一些基本原則。到了戰場上，就要靠你結合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靈活地運用。”

劉伯承還舉例印證說：

“同一孫子兵法，馬謖的用法就是教條主義，孔明就不是；龐涓、孫臏同師鬼谷子，可是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教條主義；王明和毛主席讀的同是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一個是教條主義，一個不是。所以，教條不教條，重點不在先生，而在學生；重點不在學，而在用。”

劉伯承這一番話，再次說明反對教條主義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貫徹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原則，更好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外國經驗；而不能否定一切，採勸左”的一套做法，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顯然，這是針對當時正在全軍開展的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而言的。

這一年，為了發展軍事科學研究事業，劉伯承向訓練總監部代理部長葉劍英作了關於制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學位學銜章程、學位論文答辯與學位學銜授予章程，以及學位學銜審定委員會組織章程等一系列重要報告，以促進研究生的培訓工作和軍事科學研究工作不斷向前發展。

這一年，劉伯承還領導建立了戰史系和化學兵系。至此，軍事學院計有戰役、戰史、高階速成、高階函授、政治速成、基本、情報、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化學兵等12個系，有學員3125人。成為一所既有陸軍，又有海、空軍；既有軍事，又有政治；既有速成，又有完成；既有面授，又有函授的全軍最高綜合性軍事學府。這是軍事學院發展的鼎盛時期。

第二節原則的爭論

從1957年春開始，軍事學院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2月下旬，國防部來人到軍事學院檢查工作。3月初，向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軍委寫了專題報告。報告中說，“軍事學院自1950年成立以來，經過全院同志的積極努力，克服困難，取得了許多工作成績，首先是比較系統地介紹了蘇聯的軍事學術，並進行了傳授，雖然不是介紹和學習了全部，但是一般的內容都已經學習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其次是，正由於對蘇聯軍事學術有了一定的瞭解，使整理我軍的經驗，編寫我軍的條令、教範，具備了更好的條件。再次是建立起來了一個相當規模的軍事學院，？？併為海、空、炮、裝等兵種分別成立學院準備了基礎，這是經過該院全體同志艱苦經營締造的結果。最後就是為部隊、機關、學校培養了一批幹部，這些幹部對於合成軍隊和技術兵種的作戰指揮、組織訓練、戰術和技術，都具備了一定的知識。這些成績是顯著的。”

報告接著說：“但是在過去幾年的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