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來繞去還是在外圍徘徊，《安徽日報》似乎有些不耐煩了，它發出進一步的暗示，說“有了經營自主權，一小塊土地沒有種上東西，一小塊水面沒有利用起來，社員和幹部就要睡不著覺”（李克文：《按經濟規律辦事，提高經濟管理水平》，見1979年1月24日《安徽日報》。）。這裡面主張“包產到戶”的味道，即使再愚蠢的人也會聞得出來。可是多數省區要麼是真糊塗，要麼是太聰明。整整一個月裡，沒有人出來呼應安徽的聲音。到了1月下旬，終於再也不能迴避。西部的陝西省打破了沉默，但不是附和安徽的聲音，而是相反。23日，陝西省省委會議決定：“必須繼續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剛剛進入政治局的王任重副總理在這次會上講了同樣的話，（1979年1月3日《陝西日報》。）這使得陝西的理直氣壯看上去大有來頭。江蘇省在東部，與陝西有遙遙數千裡之隔，現在卻決定與陝西異口同聲，省委書記許家屯雖然說要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可是又說：“試行責任到組聯絡產量有獎有賠辦法，進行比較，但不要急於全面推開。大農具不能分，更不能包產到戶，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要堅決糾正過來。”（1979年2月19日《新華日報》。）這大致是重複了會議的檔案。這一來，不少省委書記都記起三中全會上的這一句話，於是全都照方抓藥，包括雲南、新疆、山西、河北、河南、湖北。這是一種無論什麼風吹浪打都不會翻船的辦法。看來堅守在人民公社陣營裡的力量仍佔有絕對的優勢。四川這時也許有一點猶豫。私下裡，###在省委擴大會議上問，幹部最大的思想障礙是什麼？大家說，最突出的是“恐右症”。這種思路要是延續下去，四川立刻就是安徽的同盟軍了。果然，會議發表的決定給了農民一個前所未有的解放，它說：“各種辦法都可以進行試驗。”不過，趙還是沒有勇氣拆除最後的屏障，他重申，“不搞包產到戶，不搞分田單幹”（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報》。）。廣東省的習仲勳再次仗義直言，只是略施小計。他們說，只要不分田單幹，各種不同的辦法都應當允許。（1979年2月7日《人民日報》。）他們的小計謀是故意不提“不許包產到戶”。既不禁止，農民也就可以實行；可是他又沒有允許，一旦有失，作為一省之領導，還大有退卻的餘地。另外一些省委書記一定意識到這裡面事關重大，所以與其打一場無準備之仗，不如行兵家避實就虛的策略。內蒙古的周惠說，內蒙古的“關鍵是解決好遺留問題，配備好領導班子”（1979年1月24日《人民日報》。）。山西省還是念念不忘它的大寨，第一書記王謙說：“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長起來的，山西是堅持學大寨的。”（1979年1月25日《山西日報》。）湖南的書記毛致用也學著山西的話，一句也不提生產責任制，只是說湖南“要繼續堅持學習大寨的基本經驗”，可是過了幾天，《人民日報》發表這個講話時，竟把這一句話全部刪去，令毛書記大為緊張了一陣。（見1979年6月5日《湖南日報》和6月19日《人民日報》。）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一步一回頭（9）

到了2月，表面的熱鬧已經平息，大家都發現氣氛有些沉悶。中國人已經學會了心口不一的本領，非到關鍵時刻，不會把心裡話講到桌面上來。大多數報刊的編輯都發現了這個問題，所以他們用“心有餘悸”來描述那個時候的局勢。《安徽日報》的文章說：“十分明顯，如果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地解放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然後作者就鼓動人們去做“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薛理：《要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見1979年2月12日《安徽日報》。）。

不過，真正心口不一的還不是這些心有餘悸的人，而是另外一些從來不知“悸”為何物的人。對於他們來說，鄧小平的得勢是一場災難。這種情緒雖然從未公開表示，但在私下裡卻也宣洩得淋漓盡致。有人問：“現在的黨中央姓馬還是姓劉？”這是把馬克思和劉少奇當作“主義”的分界。有人說，“果然毛主席他老人家說得不錯，修正主義出來了”。三中全會閉幕那一天夜裡，山西省運城地區黨委的大院子裡，就貼出來幾條標語，叫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還說要“堅決鎮壓反革命”。標語的書寫者竟是地委機關裡的一些幹部。湖南省的傳言中，有一種說法借用鄧小平對“文革”的形容，說三中全會後“短短這一段時間，也是一場浩劫”。還有人說，“中國將在混亂之中前進，好像電影《逆風千里》一樣”。這電影說的是一支軍隊如何在極為惡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