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是應該的；如果為了穿草鞋而穿草鞋是沒有意義的。”（1979年1月1日《中國新聞》。）然後又輪到普通百姓。山西省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郭鳳蓮蹲在著名的狼窩掌裡說：“太符合我們貧下中農的心願啦！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和我們貧下中農想到一塊啦！”（1979年1月8日新華社《新聞稿》。）她還不知道“英明領袖”現在有多尷尬，不過不久就會知道，而且她自己也會飽嘗這種尷尬的滋味。那時還沒有那種大鐵鍋似的東西來轉播衛星播送的訊息，但到了第五天，遙遠的絲綢之路上也有“盼”的聲音傳來。一位叫作肖克忠的鉚工將二十年來的政治運動一個一個數了一遍，然後說道：“國家受害了，人民受苦了！我們盼的就是今天，可盼來了。”（1978年12月30日《人民日報》。）後來的幾個月中，這種情緒迅速瀰漫起來，有一句話在上上下下大為流行，這話說三中全會是“第二次解放”了中國。

一步一回頭（8）

對於那些終於擺脫屈辱重蹈政治舞臺的老人們，說“第二次解放”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多少年來大家第一次發出了由衷的笑聲，鄧小平也以勝利者的微笑來接受大家的祝賀，不過，他可不是那麼容易就能放下心來的。這倒不是因為他經歷的風波太多，以至今天還在擔心天有不測風雲。他是熟諳政治輿論的行家裡手，知道民心的價值。表面的輿論常常不能說明真相。兩年又八個月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輿論也是一夜之間鋪天蓋地，舉國高喊“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把‘批鄧’進行到底”。這件事給予鄧小平的印象太深了。他根本不會相信那是民心。報紙叫作“黨的喉舌”，其實黨是由人組成，因而報紙只是最有力量的人的喉舌。幾天前，他在中央全會上曾尖銳地說，在共產黨內，大家只能奉命行事，什麼問題也不用思考。不講原則，說話看“來頭”、看“風向”，“隨風倒”的現象已經多起來。（參見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2頁。）過去是隨毛澤東的“風”。現在，輪到他鄧小平主持大政，他必定也對這種現象抱有高度警惕。問題不在於人們表面上說什麼話和敲什麼鑼，而在於心中所想及弦外之音。

1979年元旦剛過，省委書記們便用自己的言論把報紙的頭版佔去了大半。農業以及農村的問題乃是必須要說的話題。安徽鄉下有些地方本已經悄悄地把田分開，這時候卻看到了全會決議上的“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幹”，看來他們的行動大有越軌之嫌，這時候只好先避開短兵相接的搏鬥，採取遠兜遠繞的迂迴戰術。歷時十五天的省委會議宣佈了自己的方針：“在建立健全責任制的問題上，思想要再解放一點，辦法要再多一些。”它還說：“生產隊願意採用什麼辦法，應由群眾民主討論決定。”等於是說，三中全會的解放思想這一條是算數的，但這“不許”、那“不許”可不一定算數。（1979年1月19日《安徽日報》。）青海省的領導一下子沒有看出此中奧妙，卻不能不有所表示，於是，省委機關報發表了一篇不痛不癢的社論，說“在我黨的歷史上，每逢歷史性的轉變關頭，都會伴隨著全黨的學習運動”（1979年1月5日《青海日報》。）。鄰近的甘肅省，報紙也在早幾天發表了社論，說政治要保護經濟，階級鬥爭必須同排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障礙聯絡起來。（1979年1月2日《甘肅日報》。）###這時還未進京，還在四川省當他的省委第一書記。他雖未像萬里那樣在農村發起對人民公社的挑戰，但他明顯地對華國鋒的失勢與鄧小平的崛起感到愉快，而且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絲要在鄧的道路上大展宏圖的情緒。他在四川省委會議上報告：“從總體上說，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已經掃除。”（1979年2月15日《人民日報》。）這話的大膽之處在於，當公開的輿論還把華國鋒看作黨的中心時，趙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把他扔到一邊了。遼寧的任仲夷也是數十位省委書記裡面最具反叛精神的人之一，幾個月前，當“真理標準”的爭論雙方還勝負未卜的時候，他最先表示了自己反對“凡是派”的立場，這是中國官場上極少見的勇氣，可是這時他還是沒有敢直面“包產到戶”。他的辦法是把精力集中於闡述較少爭論的問題，他告誡下級：“貫徹三中全會精神，必須抓住一箇中心，就是工作著重點的轉移”（1979年l月9日《人民日報》。）。這話現在已經不會再有風險，因為即使是華國鋒也不會反對這個話題，只不過，華的“轉移”與鄧的“轉移”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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