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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價值和力量(2)
2004年8月,我應邀去西安參加第一屆梨園文化藝術節,本來是想去捧捧場,但是當我在盛唐故地重又細細地研讀歷史時,卻生出頗多感觸。
對唐玄宗李隆基(685……762)最初的印象來自於白居易《長恨歌》中那些精彩的詩篇,還有韋瀚章作詞、黃自作曲的那部如詩如畫的合唱曲:漁陽鼙鼓動地來,山在虛無縹緲間……原想李隆基也不過是對文藝比較喜愛和重視,可能會偶爾去梨園看看樂工們的排練,居高臨下地視察和指導,或者如所有君王一樣高高在上地聽歌賞樂。但真到實地一看可不得了,李隆基居然親力親為地在樂隊中司鼓,不僅和樂工們一起排練、指導樂隊,而且私下裡也苦練基本功,光是擊鼓的鼓槌就練壞了好幾箱子,這對於一個至尊至高的封建帝王來說實在不容易。我們知道,在我國戲曲和民族管絃樂中,除了京劇在文革時期因加入了洋樂器和新民樂器而增設指揮,一般鼓板理所當然地擔當樂隊的指揮。2004年,在歡迎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的演出中,我首次與民族管絃樂隊合作時就深有體會。民樂隊在演奏中很多地方都是依仗鼓的演奏速度、力度的變化,來調整樂曲的音樂處理,可見鼓在樂隊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而要指揮好一個三百人的大樂隊,除了要具備良好的樂感,熟悉不同樂曲的風格,處理好不同的情緒,還要有紮實的基本功。據史料記載,唐玄宗擊鼓的技巧非常之高,速度極快極勻,力度、幅度也很大。另外他還才情俱佳,因對當時的盛唐情景觸景生情,常有感而發,親自作曲,親自指揮,與三百樂工共同完成許多樂曲的二度創作。據傳他的作品非常之多,比如《紫雲回》、《龍池樂》、《凌波仙》及56歲時邂逅楊貴妃後創作的《得寶子》等等,均為經典之作。另相傳歌、舞、樂兼備,結構繁複,氣勢宏大的《霓裳羽衣舞》,他也參與了創作。
對於唐玄宗的評價,是開元的大治,還是安史之大亂,最後落得國破家亡是由於治理上的昏庸還是藩鎮割據的節度使制度使然,我們姑且不論其政治成敗和歷史功過,我想僅僅從藝術的角度來看,他遠不是僅僅沉湎於靡靡之音的亡國之君,而是對藝術傾注心血,在藝術上有所追求,有所建樹,並透過實踐努力去開拓創新的有功之君。如果不是一國之君,僅根據他的藝術成就,即便作為一個平民百姓也可以被稱為藝術家了。然而,回顧一下歷史對他的評價,似乎沒有人鄭重地授予他這樣的稱號,除了梨園戲曲界尊他為鼻祖,人們不僅沒有形成這樣的共識,相反所聽到的往往是沉湎於聲色犬馬的亡國之君。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傳統價值觀中對藝術的輕視和偏見。
這不禁讓我想到一些歐洲的音樂家的命運。由於宗教、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社會對藝術所持的態度和扶植程度也不同。歐洲的藝術家們享有大不相同的待遇,他們中的許多人由於具有傑出的藝術才華而備受關注,不僅得到豐厚的資助,還有良好穩定的創作環境。在衣食無憂的環境中,他們得以發揮自己的才華,進行大量富有創造性的工作,從而確立在藝術領域的地位,使自己的作品得以廣泛流傳。
例如,一提到巴洛克時期德國偉大的作曲家亨德爾(1685……1759),就自然地讓人聯想到英國皇室和他應英國喬治一世之邀創作的《水上音樂》。喬治一世曾給予亨德爾豐厚的待遇,以至於1726年,42歲的亨德爾樂不思蜀,成為英國公民。即使在喬治一世駕崩以後,亨德爾仍不斷得到皇家的支援,使他能繼續創作更多的優秀作品。
又如交響樂之父約瑟夫·海頓(1732……1809)。自從1759年,27歲的海頓結識了匈牙利貴族保羅·埃斯特哈齊親王后,他就受到優待。此後的三十多年裡,他一直為親王兄弟倆工作,從最初的保羅直至繼任的尼古拉斯公爵。優厚的待遇和穩定的創作環境使他創作出了一生中的絕大部分音樂作品。後人一提起埃斯特哈齊兄弟,無不讚賞他們對音樂的熱愛和對藝術的支援,尤其稱讚他們鼓勵海頓大膽地進行創作革新。
還有一個廣泛流傳的故事就是“樂聖”貝多芬(1770……1827)對待自己藝術贊助人的高傲態度。有一次他在寫給李希諾夫斯基親王的信中說:“你之所以成為親王是由於你出身的門第,而我之所以能成為貝多芬,全靠我自己,親王們現在有的是,將來也有的是,而貝多芬卻只有一個。”貝多芬如此桀驁不馴,親王卻一如既往。在貝多芬1802年寫的著名的海林根施塔特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