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訖即走，既不誤戎機，又圖個清靜，何樂而不為？”

“是！”朱嘉猷毫不遲疑地代表地方紳士應諾，而且有進一步的建議，“老公祖肯為地方費神，實在感激不盡。只要大軍能夠隨到隨走，這一點我們應該做到，也可以做到，而且是樂於做到。我想，我們可以先繳糧繳草，請大人撥出倉庫，預為儲存；軍隊一到，立刻就有供應，至於誰該出多少，不妨隨後再算。”。

“那就更好了！一言為定。”

果然，這個辦法的效果很好，過境的軍隊，一到潼關，應該要什麼便有什麼，異常痛快。人心都是肉做的，地方上如此漂亮，軍隊也就不好意思騷擾了，隨到隨走，軍紀肅然；而潼關市面也就大非昔比，以前大軍過境，家家惶恐，膽小的甚至閉門不出，如今都是安居樂業，渾如無事。

不到三個月的工夫，潼關附近各州縣，連婦人孺子都知道“湯青天”這個美稱。土豪劣紳，不敢也不能為惡；流氓地痞紛紛斂跡。“民間爭執，知道什麼叫講理，先請左鄰右舍，鄉黨長老排解；真到講不清理時，才告到官府，因此，潼關備道茂門，落得個訟簡刑清。

但是，湯斌自己卻依然忙得不可開交，除了勤求民隱，興修農田水利，為地方造產來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以外，他自己還忙著做學問，每夜一燈熒然，非到三更，不肯罷手。

推己及人，他覺得振興文教是件萬不可忽的事；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決定著手整頓潼川書院。

書院起於唐朝，唐明皇置“麗正書院”，招集文學之士，講學其中，即為書院制度的濫觴。經過五代到了宋朝，書院大興，最有名的是四大書院，而以白鹿洞書院為首。

白鹿洞書院在廬山五老峰下。唐德宗時，李涉、李渤兄弟歸隱於此；李渤後來做了“潯陽江頭”的江州刺史，便在白鹿洞修建臺榭，成為一時勝景。其後南唐李家父子，素好文學；認為白鹿洞是個士子讀書的好地方，下詔建立學館，並給官田，以供學子薪水；派了李善道主持。稱為“洞主”，而整個學館，則稱為“白鹿國庫”，是南唐最高官學。

到了宋初，“白鹿國礦改為白鹿洞書院；以後漸次荒廢。一人南宋，朱熹當江西南康的地方官，初到任就下徽文，派官學教授楊大法勘查白鹿洞，接著又親自去作視察，認為可以修復，也應該修復，於是白鹿洞書院，復又成為讀書人嚮往的樂土。

在白鹿洞書院，朱熹親自訂定了一篇學規，首先就揭明教人以人倫為本，指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五教之目”。而學做人的程式是：廣泛涉獵的“博學”；學而不解則“審問”；問清了還要“慎思”其中的道理；道理雖明，猶須“明辨”它的對與不對？是對的道理，便當“篤行”。同時他又申明做學問的目的：

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人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

白鹿洞書院的學規，雖為後世書院奉為圭桌，但書院並不能保持純為做人而讀書的那種高超的風格。在明朝，書院往往成為讀書人論世干政之地，因此觸犯忌諱，前後經過四次的摧殘，到了末葉，終於有東林書院的名聞天下。

東林書院在無錫，是有氣節的讀書人，砥礪切磋之地；但以東林出身的，入仕以後，多居高位，於是無形中，有了一個與問黨對稱的東林黨，成為君子與小人，水火不相容的兩大集團。這一番爭鬥，明朝既亡，猶復不止。清軍入關以後，閹黨的馮銓防備東林報復，反對設定書院；當政的旗下貴族。亦怕漢人借書院掩護，反抗清朝，所以曾有詔令，不許設定書院。湯斌要考慮的，就是這一層關係。

在順治九年有道上諭，責成各省學政，督率官學教官，“務令諸生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書請求，躬行實踐，不許別創書院，群聚結黨，及號召地方遊食之徒，空談廢業。”不過潼川書院既非新創，又不是結黨干政，遊食空談，湯斌認為並不違反功令。

當然，書院還無法動用公款來維持，湯斌只能找到地方紳士，勸募一筆基金，也仍舊交由地方紳士管理，訂立條規，置產收息，只用利息不動本。預定招收名額是正課二十名，附課視息金收入多寡而定；正課每月發給膏火銀二兩，附課減半。聘請朝邑的一位理學家雷子顯主講。名為“掌教”。

這樣籌備好了，方始招考生徒到書院來肄業；報考的資格是不限制的，無論舉人、監生、秀才，或者不曾進學的童生，都可參加。由於湯斌的實事求是，以及雷子顯的道德文章，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