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霞色綢袍，四邊如出爐之銀，一擺動就熠熠放彩。鞋子據說還是魚皮做的，人在街上走，鞋面上閃著如鱗的花紋。整個兒的做派就像個唱戲的優伶，透出股輕浮氣。還記得當年在上海時，前清秀才陳仲甫，曾倚老賣老地在酒後調侃過他們這幫後學。

“沈尹默的字不行，蘇曼殊的文字不行，劉半農麼，底氣更不行。”

雖然一晃十多年，三人都已名聲鵲起。但對一生憑藉扎硬寨、打死仗風格治學的黃侃來說，你劉半農有何資格來北大門前擺譜

還有這位勢利眼的張掌櫃，前幾個月還叫堂倌拿著大紅帖子請他喝酒，聽他吹“八部書外皆狗屁”的宏論。今天卻捧上了這位專愛胡言亂語出風頭的錢師弟，還稱他為北大第一有絕學的怪傑。理由是聽說錢玄同上課只管傳道授業解惑，一概拒絕為學生閱卷。

這世道真變得像這陳酒一樣混黃侃憋著股悶氣，斟滿酒，仰脖一口喝了下去。

那邊的錢玄同正談興甚濃。

“這些天傳聞最盛的就是蔡孑民來北大的事。今天我去拜訪仲甫先生，他說蔡先生已是三顧茅廬請他了，還要他把《新青年》也搬到北大。大談了一通教授治校，學術至上的辦學思路，公開表示支援新文學，反對舊道學。仲甫已被他說通了，還要我幫助找些新派朋友來呢。我覺得在當今中國，蔡先生有當之無愧的三個第一。他主長北大，定能為教育界放一異彩。”

“何為三個第一？”

見劉半農和張掌櫃都豎起了耳朵，錢玄同穩穩地舉起酒杯，抿了一口。

“有清一代，視翰林院為‘金馬玉堂’，還沒聽說過哪一個翰林公開拋棄過榮華富貴，走向朝廷對立面的。有之，惟蔡一人而已。時在1904年，先與陶成章組織光復會，又在上海參加同盟會。有人問蔡：反清之意決於何時？曰：始於戊戌變法，決於《辛丑條約》之簽訂。以後又與太炎先生創辦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和愛國女校，在滿清末年，為翰林造反之第一人！”

“說得好！”

“蔡先生是1907年入德國萊比錫大學，研究西學的。辛亥革命後出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躍出儒家體系而求知異域，為新政府中科舉出身第一人！至於第三點麼，全憑我的預感。你們想想，蔡既掌北大，思想必不立崖岸，匯納百川，兼收幷蓄。要知大學校長例由部聘，一錘定音，六百大洋一月，是個不小的官呢。蔡先生卻在報紙上公開宣告當校長不是做官，視到手權力如敝展。我想下一步集百家之言為準繩，開未來民主之先河者必為蔡先生，亦為中國之第一人！”

同桌三人齊聲喝彩，聲震屋瓦，范文瀾痛飲了一盅酒，多日的不平之氣蕩然無存。他心有暖意地瞅了眼錢玄同，覺得這呈文由他轉送算是找對了人。

那邊的黃侃卻被這聲浪惱得拍案而去。最可憐的還是傅斯年，沒吃上一口好飯，又懾於老師的火爆脾氣，只得訕汕地餓著肚皮跟了出去。屋角剩下了陳漢章，還在顧影自憐地喝著酒。

錢玄同見黃侃為此撤席，放聲大笑。

錢玄同比黃侃只小一歲，為1887年生人。雖出身書香，卻性格狂放。少年時就毅然剪髮，表示“義不帝清”。他是在1906年進日本早稻田大學的，與反清亡命日本的黃侃，先後隨章太炎入了同盟會。當時的日本，真可謂革命者的大本營。章太炎出任同盟會喉舌《民報》主編時，留日學生號稱八千之眾。他是青年學子心中除孫中山外，最具傳奇色彩的大儒俠。先是與孫中山、黃興一起，通宵達旦地用熱血豪情起草了《革命方略》、《軍政府宣言》等十四個綱領性檔案，奠定了同盟會的行動方策。又以大無畏的氣概，以《民報》為陣地，向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發起了長達數年的論戰，使革命黨的輿論在東京重執牛耳。

他那種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獨行獨往，縱橫馳騁於清末民初政壇與學界的豪邁俠氣，如磁鐵般吸引了無數青年的心。章門多狂猖之士，不但狂還瘋。他的《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就是一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瘋話自白。他也由此得了個“章瘋子”的雅號。

那天的場面聽者如雲，人聲似潮。他演講時穿一身黑衣，像頭久被囚禁剛掙脫鐵鐐的怪梟，不可一世地兀立在東瀛的海國天穹之下。

“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絕不能斷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後，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