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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部分

北;遷到昆明的國立上海醫學院、國立藝專、國立同濟大學等遷至四川。

內遷高校最後多集中於四川,其中重慶25所,成都7所,共計48所。

遷川各高校,除中央、武漢、中央政治學校等少數兒所以外,一般規模不大。

各校因輾轉播遷,原有師生人數大為減少,一般減少50%。據不完全統計,1938年上期16所遷川高校共有學生4647人(尚包括在川招收的一部分學生),教職員僅1063人。1940年,26所遷川高校共有學生10772人,教職員2782人。1942年,30所遷川高校共有學生13510人,教職員2686人。在全國抗戰的前5年,學生人數約增加2倍,教職員人數約增加1。5倍。據國民政府教育部不完全統計,1940年26所學校畢業生共有1826人,1942年30所學校畢業生共3000人左右。'《四川文史資料》,第13輯,第78頁。'

在整個高校內遷過程中,廣大知識分子充分表現出高昂的愛國熱情和艱苦奮鬥精神。內遷高校的眾多師生背井離鄉,輾轉奔波,歷盡艱難險阻,飽經“流亡大學”的艱苦歲月。各高校內遷之後,困難日益增多,內遷之初,大都校舍簡陋,又常遭受敵機轟炸,教學裝置與圖書十不存一。戰爭曠日持久,物資奇缺,米珠薪桂,政府救濟近乎杯水車薪。教師薪金銳減,七折八扣,入不敷出,生活難以為繼;學生生活更是清貧不堪。然而,師生們的愛國熱情並未因困難而動搖,高等教育也未因戰火而中斷。廣大師生含辛茹苦,自強不息,為中華民族創造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為適應抗戰人才的需要,內遷高校增設了一些系科與研究所,一些高校還增設國防教育課程,開辦各種形式的短期訓練班與專修科,並與工廠結合進行戰時科研與戰時生產,有效地支援了抗日戰爭。內遷高校還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克服重重困難,利用戰時後方相對穩定的條件,提高教學與科研水平。如西南聯大,融三校精華為一體,名師三集,陣容強大,文、理、法各系所開課目均比戰前充實、完備,許多課程達到了較高的水平,許多科研專案取得較好的成績。文科如聞一多的多種文學史專著、王力的語法理論、吳晗的《歷史的鏡子》等;理科如華羅庚的《堆壘章數論》、王竹溪的《熱學問題之研究》等,都在中國教育史與科技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再如浙江大學,在竺可楨領導下,學術研究活動十分活躍。蘇步青教授寫成《射線曲線概論》一書,被法國著名數學家布拉須凱稱之“東方第一幾何學家”,工淦昌教授提出用K 電子浮獲辦法尋找中微子,他的重要發現,成為世界物理學的重要成就之一,他的名字因此寫進了世界性原子核理論教科書;貝時璋教授的《半年魚之細胞學研究》、談家偵教授的《中國西南果蠅之調查及研究》、盧鶴紱教授的《原子能與原子彈》、羅宗洛教授的《微量元素及生長素對植物生長的影響》等等,都引起了國際科學界的震驚與重視。其他許多內遷學校也湧現出教學和科研的優秀成果。

規模空前、意義深遠的高校內遷運動,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一筆。透過內遷運動,儲存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和科技精華,促進並推動了大後方教育事業的發展,尤其西南地區高校雲集,人才薈萃,文化教育呈現空前繁榮的景象。以內遷高校為主的高等教育,培養了大批抗戰與建設所需要的經濟、政治、文教、外交籌各方面的人才。

據統計,除中等學校、職業學校培育出數以百萬計各種抗戰與建設人才外,後方高等院校在抗戰中即培育出畢業生達77600人。但是由於國民政府戰前準備不足,直到戰爭爆發才倉促動員,內遷過程中又缺乏通盤計劃,各校自行其事,倉惶搬遷,顛沛流離,在播遷過程中遭到嚴重損失;在教育方針與內容上,國民政府反對變更教育制度和徹底的民主改革以適應抗戰需要,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主旨,並在高校中推行“訓育制度”,加強對師生的思想控制與特務監視,使高校難以為抗戰報國發揮更大的作用。

儘管如此,抗戰期間高校內遷運動的成績,廣大高校師生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第三編 舉國奮戰(1937。7—1938。10)

第三編 小結

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0月底,是日本帝國主義實施全面戰略進攻,中國進行全國抗戰的戰略防禦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侵略者動員了幾乎全部的軍事力量,企圖以“速戰速決”的戰略,幾個月滅亡中國。中國則力求抗住日軍的戰略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