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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

時富有彈性。(2)州政府主要徵收銷售稅,因為這一稅種在徵收上比較經濟,政治上的反對也較小,也因為州政府在徵收財產稅和所得稅方面受到某些限制。(3)地方政府主要徵收不動產稅,因為在稅收體系中,這一稅種在實踐中是地方政府唯一可利用的一個,也因為地方官員認為他們需要對地方財政收入的這一重要來源進行控制。

大蕭條時代的危機(1)

美國嚴重的經濟崩潰——大蕭條——中斷了新時代。它動搖了美國人對他們的經濟體系的信心,也讓許多人確信國家經濟的缺陷是這種體系的根本性特徵。無論如何,大蕭條使美國人要求政府要對經濟穩定負起更大的責任,要求聯邦政府要對人民福利負起更大的責任,要保護人民的生命,使他們不遭受嚴重的危險,也要求政府重建更接近於民主—中央集權制思路的國家公共政策。

在國家的緊急局勢面前,赫伯特·胡佛的共和黨政府(1929—1933)首當其衝。用今天的標準來判斷,胡佛在控制稅率和聯邦開支水平以刺激投資和減少失業方面是一個激進分子。實際上,胡佛將公司自由主義擴大到了積極的財政干預(fiscal activism)的範圍。

1929年股市崩潰之後,胡佛立即開始了他的革新計劃。1930年,他開始削減稅收,要求州的地方政府以及公用事業增加基建投資,而且在1930年和1931年上半年,他提高了聯邦公共工程預算,投資於比如頑石壩 ① 之類的專案(該專案始於1928年,到1936年完工,1947年,官方將其命名為胡佛大壩)。作為胡佛的政策和國會支援的結果,聯邦財政政策在1929—1931年間顯然是擴張性的。由於這種擴張性財政政策,就算是1931年的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狀態從而保證了所得稅的徵稅基礎,1929年10億美元的預算盈餘到1931年也會變成一個較大的赤字——1931年的預算赤字約30億美元。直到1936年,充分就業預算赤字仍然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預算赤字仍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但是在1931年10月,聯邦儲備體系制定了一個貨幣緊縮政策,這一政策嚴重地限制了國家的銀行系統滿足美國國內通貨和信用需求的能力。胡佛擔心繼續推行他的財政政策將會導致政府和私人借款者之間的競爭,結果會導致長期利率提高,從而抑制私人投資。他也相信外國對美元的信心的動搖部分是因為他的政府推行的長期的赤字財政政策。他希望透過削減赤字而減少黃金的流出,從而緩和因聯邦儲備體系緊縮貨幣而產生的國際壓力。結果,1931年12月,胡佛啟用了新一階段的財政政策——這一階段給公眾留下深刻印象。他請求國會提高稅收,允許將稅收額提高到財政收入的1/3。1932年的《稅收法》是美國曆史上和平時期增稅幅度最大的稅收法案,這一法案提高了所得稅稅率,降低了免稅標準,提高了高收入群體的附加稅,也提高了公司稅率——這些措施阻礙了經濟復甦。

但同時,胡佛也主動有組織地採取了一些措施以減輕美元的國際壓力。在這個過程中,胡佛擴大了公司自由主義的範圍,也擴大了聯邦政府幹預的範圍。1931年初夏,胡佛宣佈延期支付國際貸款和賠款,從而與國際上的正統觀念決裂了。最為激烈的是,胡佛在1931年12月提議組建復興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RFC),為此國會將提供20億美元的資本向銀行、儲蓄和貸款協會、信用合作社、保險公司和鐵路發放低利息貸款。胡佛認為這些貸款將恢復銀行家的信心,從而刺激私人貨幣市場。

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民主黨政府(1933—1945)很快就從胡佛的公司自由主義轉向了運用政府強制力來提供救濟、推動經濟復甦。在救濟方面,新政使聯邦政府第一次直接提供福利服務,成立了市政工程署(Civil Works Administration,CWA),這是一個失業救濟計劃,主要向非熟練工人提供在小型公共工程就業的機會。此外,羅斯福動用RFC的基金協助地方政府開展它們的救濟計劃——這是胡佛不願意採取的行動。公共工程署(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PWA)則支援大型的公共建築。1933年,羅斯福的經濟復甦計劃的核心之一是《國家工業復興法》(NIRA),這一法案超越了胡佛的企業聯合論,組建政府資助的卡特爾;另一個核心是《農業調整法》(AAA),這一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