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案。大陸會議的代表指出，雖然這些法律在“新生的共和國”也許是“無價值”的，但是它們對獨立戰爭所釋放出來的“公共道德方面的缺陷，是一個非常必要的矯正”。新英格蘭各州的代表於1776年舉行了會議，並設定了國內生產和貿易產品的價格。第二年，由於相同的理由，在哈特福德（Hartford）又舉行了一次會議，但同時它增加了對農場工人和技工的工資指導價。雖然特定的城市貿易價格，僅限於25％的增長幅度，但是州政府卻要求新英格蘭人對農產品和最終產品進行限價，這些產品的價格只相當於1774年硬通貨價格的75％。到1779年初，政府對地區性的制度規定進行了討論，單個州的立法機構也已經透過了立法，對進出口關稅作了重要安排，對工資與價格設定了最高限額，制定了禁止囤積的法律，利潤的最高比例限定在25％至40％之間，對糧食進行禁運；在一些北部的州，還規定了對貨車、馬匹以及草料的徵用要求。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美國獨立戰爭、憲法與新國家的形成（4）

不是所有的城鄉居民都相信固定工資與價格是明智之舉。更確切地說，這個問題有助於更明顯地劃分商業農民以及城市生產者之間，以及各個部門內部之間的經濟利益，同時也為獨立戰爭之後，對州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進行討論鋪平了道路。當前的研究顯示，向州民兵以及大陸軍提供了所需服務和稀缺供給品的居民，他們對勞務和商品價格提高的程度，遠遠超出了州立法機構所允許的範圍。例如，至少在哈特福德、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羅得島州首府城市）和費城周邊地區，戰爭的頭兩年內以英鎊計算的糧食價格上升了200％至600％。雖然有州政府制定的固定價格法規，但是馬里蘭州鹽的價格在1777至1780年間增長了3　900％，在同一個時期內小麥的價格上漲了5　000％。雖然州政府對各個主要港口的出口進行禁運，但麵粉的出口仍在繼續，到1779年費城與威爾明頓市（Wilmington）的麵粉價格上漲了100％至300％。依靠自己的信貸資金進行貿易的商人、當地的生產者、指定的貨車師傅、定額主管、代理軍需官、陸地上的獵人以及牧民等，越來越多地成為軍事供應商的債權人。

很少有農村居民會因為這些活動而變得富有，農村也絕對不會從戰時機遇中獲得一樣的利益。實際上，在北部海岸沿線一帶的殖民居住區以外的地方，農村裡的美國人也許經歷了短期的艱難歲月。軍隊的招募帶走了很大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和家畜。只要戰爭還在不斷需要新的木製構件、陶器以及金屬器皿，年久失修的工具幾乎不可能得以更換。許多農民抱怨稱農產品的價格跟不上他們的家庭在城市黑市中所購買的鞋子、衣物價格的上漲速度。在戰爭中飽受經濟困苦的農民，通常會抱怨州政府的融資方案毫不顧及後果，禁運使他們失去了市場，而軍官們奪走了他們的糧食，只支付遠低於市場價的價格。州政府的官員們將農產品的價格定的低得不可接受，而小販與國內零售商對他們在沿海城鎮生產的必需品索價又節節攀升，這更加深了農民的擔心。農村的季節性勞工和日工與商業性農民一起，對州政府的政策進行了抗議，因為他們不得不從城鎮購買的基本必需品的價格上漲了，而他們的固定工資會隨著商品價格的上漲，而失去了相應的購買力。

馬薩諸塞、紐約、新澤西、羅得島、康涅狄格與賓夕法尼亞各州的城市技術工人與小零售商對固定價格措施較為支援，在這些地方當地的居民有時將採取“稅收人口”的方法，或者由社群努力執行習慣性的定價與市場營銷。例如在1779年，費城的一幫人抓住了一名商人，懷疑他出口本地所需的麵粉。在迫使該商人以大家願意支付的價格出售麵粉後，舉行了一次公眾會議，併為平民與士兵需要的30多種商品公佈了價格，包括批發價與零售價。波士頓與紐約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小港口漁民的妻子們還定期地迫使當地商人壓低其進口商品的漲價幅度。

各州在貨幣金融以及大量的經濟法規中所產生的一些衝突，不應該與新成立的主權國家為滿足迫切的戰爭需求的重要程度相提並論。而且，一些特定種類的當地產業還受到了戰爭需求的推動，從而得以擴張並走向成熟。國內製造業為廣泛分佈且得到州政府支援的生產力量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發展範例，在缺乏政府為推動新技術發展和新勞動分工而付出努力的條件下，這些生產力量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當這些生產力量得以發展時，國內生產促進了城市與農村、商人與村鎮新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