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這些中介——但通常是存在的——國家的行動往往是無效的，無法命中目標。

治國理政者要能在對社會發展重大問題作出決定前很好地把握社會現實，除了需要良好的組織力量和技術手段之外，還要有一個科學的發展理念和制度條件，也就是說還取決於政治本身。政治的極端化，往往會導致政治無視經濟與社會的實際要求，從極端化意志出發，進行極端化的決策，其結果必然導致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災難。

治國理政者對經濟與社會把握的失誤所帶來的風險，相對來說，要低於對政治建設把握失誤所帶來的風險。這是因為政治建設與發展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反作用有時候是致命性的。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政治建設和政治發展一旦失敗，就有可能引發嚴重的政治危機；政治危機一旦導致經濟與社會動盪，輕則使國家治理失效，進而大幅銷蝕經濟與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使其停滯或倒退；重則可能導致國家解體，進而摧毀現有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體系。蘇聯解體的教訓足以讓所有人認識到政治發展失敗所帶來的衝擊是多麼的巨大。儘管20世紀前蘇聯所進行的改革是勢在必行，然而，改革最終失敗，導致國家解體。這其中的原因很多，其中就與政治建設和發展失敗有直接的關係，而失敗的關鍵就在於沒有把握好政治建設與發展的基本分寸。戈爾巴喬夫在總結這段歷史教訓時指出了這一點：

在腦子裡反覆回味80年代後半期和90年代初我國所發生的一系列富有戲劇性的事件，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幾乎我們所有的挫折、錯誤和損失恰恰都和我們偏離了合理分權相關係。有時候是在進行已成熟的步驟時過分急躁；而有時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騰騰。

正如一個國家的危機和治理失敗都必然與政治建設和發展出現問題有關一樣，一個國家的興起和快速發展也都必然與這個國家的政治能夠有效作用於經濟和社會發展有直接的關係。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W。阿瑟？劉易斯就明確認為：“英國作為一個工業大國的偉大成就的基礎是由愛德華三世以來的一系列明智的統治者所奠定的”。美國曆史學家戴維？羅伯茲對這段時期的歷史考察證明了這個判斷。他對繁榮昌盛的維多利亞時代進行考察後就指出，當時英國政治與社會所營造的社會妥協直接呼應於當時的英國經濟奇蹟，並相互促進，從而創造出繁榮的國家。他這樣總結說：　從1842年國會憲章請願運動中的革命性暴動到1910年工團主義者*實踐之間，安靜的工人階級沒有給統治階級帶來什麼威脅和恐嚇。中產階級甚至也停止了對貴族的攻擊和謾罵。如果*聽到英國的中產階級頌揚貴族為英國的當然統治者，或者看到英國工人仿效中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自我奮鬥，那麼他會皺眉掃興的。事實上，的確有一種妥協，一種階級間的妥協產生。雖然不是完全沒有緊張、敵視，但大家對社會基礎的基本價值，卻有相當一致的默契。這的確是一個社會的奇蹟，正如維多利亞的豐饒羊角是一個經濟奇蹟。

有效政治與大國成長（3）

政治對美國的興起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劉易斯就完全贊同托克維爾當年的觀點，即美國的聯邦體制設計有效推動了美國的成長與繁榮。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中指出：

如果說一個大國的繁榮富強最有賴於居民的精神和風氣，那麼聯邦制度會把這項任務的困難減少到最低程度。美國各州的共和制度，沒有出現大多數人群集體常見的弊端。從領土的面積來說，聯邦是一個大共和國；但從它管理事務之少來說，它又無異於一個小共和國。它做的事情都很重要，但為數不多。由於聯邦的主權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所以這個主權的形式對自由沒有危險，更不會引起對大共和國有致命危險的那種爭權奪名的邪念。由於誰也不必嚮往一個共同中心，所以沒有巨大的城市，沒有鉅富和赤貧，沒有突然爆發的革命。

實際上，不僅在原發內生性的現代化國家是如此，在後發外生性的現代化國家，成功實現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背後邏輯也是如此。在20世紀90年代，許多學者在考察了東亞發展奇蹟後，都不約而同地形成這樣共同的判斷：東亞各國獨特的政治形態對東亞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新加坡的發展奇蹟就為這種判斷提供了很好的註腳。在新加坡的治國理政者看來，社會的發展有賴於“好的政府”，而“好的政府”的標準是：“必須廉潔有效，能夠保護人民，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在一個穩定和有秩序的社會里取得進步，並且能夠在這樣一個社會里過美好的生活，培養孩子，使他們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