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會”成為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種操作形式。接著，無主題或泛主題式的“*懇談會”向著具有特定主題的方向發展。說到底“泛主題”的*懇談會至多像是一種年節時分的“忘年會”或“聯誼會”；但其中所包含的一般性溝通功能，卻因為群眾的積極參加和相對集中地關注於某些政策議題而發生了變遷，逐漸具有政策反饋的功能；為應對群眾具有特定關注取向的政策和管理問題以及相應的提問和建議，基層幹部又不得不就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行事先準備，包括既定政策的解釋和未定政策預案的說明等等。這種狀況使得“*懇談會”開始超越最初設定的功能而具備了“政策諮詢會”的雛形；此後，經過有意識的經驗總結、試點推廣和理論提升“*懇談會”，儘管還保留了原來的名稱，但其內容和形式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議事規則和最終結果也有不同的發展。

就我們所觀摩到的“*懇談會”而言，在鎮一級主要表現為就事關特定區鎮全體或大多數人口的某一重大決策問題進行公開說明和徵求意見，在村一級主要表現為就有關全村事務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和決策。相對而言，前者集中於決策方案的邊緣性改進，一旦有人就討論的政策方案提出意見，與會幹部可以當場評估和判斷，如果合理，馬上吸納進既定方案。其間所設定的操作性前提是既定的政策方案，已經經過內部的多次討論和徵求有關當事方的意見，政策方案應當已經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能夠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和要求。後者則有所不同，更像是一種決策方案的討論會，其目的是對具體的政策方案進行現場選擇；因而會議過程更像是集體決策，必要時還須動用投票程式。因此，在兩個不同的場合，主持人即鎮幹部和村幹部的角色也有所不同，前者主導會議程序，在肯定政策方案大體可行的前提下努力征求改進意見，最後的結果是強化政策方案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後者主持會議討論，尋求最基本的共識並以此為基礎漸進式地推進，以圖確定具體的政策措施和集體行動。同時，參與者的情形也有差別，在鎮一級的會議上，參與者大多是平時比較關注公益事業或某項政策方案對其切身利益關涉更大的人員，是在自願的條件下參加會議的；而在村一級的會議上，參與者是代表一個家庭或幾個家庭，是在負有義務的基礎上受託參加會議的。

民主建設發展的重要嘗試：溫嶺“民主懇談會”所引發的思考（2）

但無論兩者間的區別如何，早先所確定的這種“*懇談會”名稱顯然已經遠遠不能容納目前正在實際操作的內容了。儘管“*懇談會”的制度化程度尚有待提高，特別是在鎮一級，其代表性和日常化工作還必須不斷加強，但這種“*懇談會”在實踐中是有明顯作用的，在理論上是有重要價值的，其做法理應得到肯定和堅持。對此，溫嶺的各級基層幹部和群眾都已經形成了共識，並且開始著手嘗試一些新的做法。可以預期的是，隨著溫嶺人的實踐發展，“*懇談會”還會獲得更多的制度創新意義。

對於筆者而言，這種以“*懇談會”為核心的“溫嶺模式”為我們透視和理解當今中國的政治發展和*建設程序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個案，由此我們可以分析和探討許多問題。同時“溫嶺模式”也只有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說明。

第一，關於*建設的路徑和方向的思考。“溫嶺模式”從一個特別重要的向度揭示了中國農村基層改革和制度變遷的重要方式，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的改進與創新，為*政治尋找和確定新的生長空間。

較之於以國家法律規定引入和引發的全國範圍內的村民自治，“溫嶺模式”所表現的是一種由有限地域內的地方政府發起和採納的改革。對於前者，人們所關注的是由此出現的基層選舉及其制度安排以及在基層社會所導致的權力結構變遷；而在後一場合，最吸引人們注意的則是在政府過程中容納和引入*治理的要素和安排。如果說兩者都涉及了民眾的參與並因而具有了*的價值，那麼可以說，前者以選舉式的參與奠定了基層公共組織的合法性和權威基礎，後者則以議政式的參與提升了基層社群公共事務的決策質量。二者之間的不同構成了相互補充和完善的整體：週期性的*選舉並不能完全解決日常性的決策*化和科學化，這已經是得到無數案例所證實的道理；而週期性的*選舉可以為決策*的出現和制度化提供必要的制度環境和政治壓力，我們在溫嶺所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情景。

當*選舉因目前的制度設定而止於村級時，“溫嶺模式”的出現就具有了重要的意義。當村級選舉在某些地方因各種傳統的或非傳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