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這種態度與和樂樓的歡暢氣氛有點格格不入，此地談論國事，場合不對、人物不對，方式更不妥當。然而，小皇帝聽地入神，李師師裝聾作啞，高俅則一副神遊物外的表情，在場的兩名太監心不在焉，於是，小房間裡沒人提醒趙興——他一個當朝太尉，在此時此地，向趙乙這個大商人解釋國策，是多麼不合時宜。

滿肚子不合時宜，這是王朝雲對蘇軾的評價。而趙興一向所作所為，也符合這句評價。如今，當初說這話的西子姑娘已經病逝在嶺南，滿世界只剩下蘇軾與趙興這對不合時宜的師徒猶在。

皇帝是出來泡妞的，但趙興卻把這次泡妞行動變成了一場國事討論會。他將王安石的新法一一進行評價，指出其中的優劣之處。別人評價王安石地新法，可能有所偏頗，大多數時候，他們是根據黨派利益，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贊成而贊成。趙興這個調和派的評價，恰恰帶有這個時代難得的公正態度。

“王荊公不愧是學問大家，他對這個時代的瞭解超越了同時代所有的人，所以他指出的時代弊病，無可迴避，無可否認”，趙興最後評價說：“我知道王荊公變法的目的不是替百姓謀利，蘇三丈說的不錯，他跟王莽一樣，就是藉口變法而攬權，然而，當時地人對於變法地辯論結果，卻證明變法的必須。這說明，王荊公在提出變法地理由之時，那理由確實無懈可擊，以至於連司馬君實（司馬光）相公都不能否認王荊公說的有理。

然而，王荊公上臺以來，所行所為卻不是為了變法，變法只是他手中的一把刀，他將一切罪惡掩蓋在變法這個藉口下，排除異己，樹立同黨，不擇手段的攫取權力。

方今天下，確實到了非變法不可的地步，王荊公沒有說出變法的最根本理由，我認為最根本的理由是：我大宋已經到了商業社會，已經到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和時代。而我們許多祖宗之法，還停留在農奴社會，我們必須建立一套尋求公正，遵守契約的律法，或者確立這樣一個大原則，使得我們的社會穩步邁向商業時代。

神宗陛下當初沒有做到這一點。哲宗陛下沒有人清楚方向，當今陛下若想超越兩位先皇，就需認清時代的大方向。

古人說欲速則不達，有些事情過於急切，矯枉過正，反而不妥，我剛才說過，商業文明進化到一定程度，他必然尋求公正。尋求契約精神，尋求誠信，所以我們無需拔苗助長。只需要給今後地時代確立一個大方向。

起來，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整個南洋都匍匐在我大宋的腳下，那片廣闊的海域，就像我大宋的洗澡盆，任我宋人徜翔。與此同時，我大宋已經沐浴在商業文明之下百餘年，大宋的百姓，大宋地子民、官紳已經深受商業文明的影響。開始自覺自願的尋求公正。而民眾自發的力量，比十所太學更能激勵這個社會。在這個時代的大潮面前，我們無需做太多的努力，只要給百姓指明方向，讓他們在前進中不至於迷路，如此簡單，已經足夠了。做到這一切，就可以超越兩位先皇，甚至超越三皇五帝。永遠被我華夏子民銘刻在心裡——此誠為萬世未有之基業，是建立於我們民族心中的豐碑。

很小的付出，很小的努力，只要讓大宋這條航船不至於偏離方向，讓它依照列祖列宗留下地教導繼續航行，我們就可以完成前所未有的輝煌。想一想這一切，都讓我覺得無法呼吸，我是這個時代的人，我是這個時代地參與者。是推動這個時代的人。這份榮譽，舍我其遂。舍今上，有誰還有這個資格？“

趙興的話，就像一副徐徐展開的畫面，那畫面裡不光有大宋，還有世界；不光有現在，還有永遠。在座的幾個人都被趙興的話引得兩眼發亮。宋徽宗趙佶輕聲嘟囔：“舍我其遂，舍我其遂，豐碑！千古未曾有的豐碑趙興耐心的等待宋徽宗從激動中平復下來，但平靜下來的宋徽宗首先問：”或有人議：太尉大人在廣南養軍過萬，此誠為逾越朝廷體制，太尉大人怎麼說？“

趙興淡然地回答：“養軍過萬——養的什麼軍？我的回答是：大宋的軍隊。”

皇帝話題一轉：“魔軍三月初一進入皇宮，太尉大人可去觀禮？”

“自當到場！”

“朱雀軍留下的火器，可否發放其他禁軍？”

這個問題不應該由一名商人提出，但趙興態度很恭敬的回答：“大宋火器，自當歸於大宋。”

皇帝又問：“三月三，金明池開放。此刻，萬國來朝，我皇宋也該有些新氣象，聽說廣南奇珍異巧格外多，廣南可否派一支隊伍，向京城人士表演一下當地風物？”

“如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