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光斗、顧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被誣以受熊廷弼賄賂的罪名，入獄後勒令追贓，“遂五日一比，慘酷更甚。比時累累跪階前，訶詬百出，裸體辱之，弛則受拶，弛拶則受夾，弛拶與夾則仍戴鐐以受棍，創痛未復，不再宿復加榜掠。後訊時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臥堂下，見者無不切齒流涕。”楊漣在獄中死得更慘，“自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裹置棺中。”楊漣、魏大中、左光斗的屍體從詔獄後的小門中運出時，已腐爛不堪，“臭遍街衢，屍蟲沾高攀龍題詩扇面

三、明朝宦官的歷史影響（2）

沾墮地”［50］，真是慘絕人寰。當然，東林黨人是不會就此灰飛煙滅的。作為一派政治力量的代表，自然有它的社會基礎。天啟皇帝一死，崇禎皇帝上臺，東林黨的潛在力量又活躍起來，極力想如法炮製，把閹黨及與閹黨有關係的人，統統一網打盡。兩派政治力量繼續較量著，一直鬧到明朝滅亡，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仍流波不息，重開內戰。梁啟超曾經慨乎言之：當他們“吵得烏煙瘴氣的時候，張獻忠、李自成已經把殺人刀磨得飛快，準備著把千千萬萬人砍頭破肚；滿洲人已經把許多降將收了過去，準備著看風頭撿便宜貨入主中原，結果幾十年門戶黨派之爭，鬧到明朝亡了一齊拉倒”［51］。這裡，雖然梁啟超對明末農民軍是敵視、醜化的，但對兩黨相爭的後果，卻敘述得頗為形象。

經濟上：　橫徵暴斂，使社會經濟遭受嚴重摧殘。

宦官管理皇莊，假託威勢，逼勒小民，致使很多百姓“蕩家鬻產，兒女怨聲動地，逃移滿路”，“民心傷痛入骨”；侵奪民田：僅谷大用一人即佔民田萬餘頃，劉瑾修理莊田，不僅侵佔不少公、私土地，還毀掉官民房屋3900餘間，挖掉民間墳墓2700多座。

遍設稅監，大肆搜刮：如京師九門的稅務都由宦官把持，每門坐鎮宦官多達十餘人，輪收錢鈔，競為削，行旅苦之。

提督市舶司，控制海外貿易，貪汙中飽：如憲宗成化初年，寧波市舶司宦官福住，極為“貪恣”；爾後在廣東的宦官韋眷，在市舶司任內更是“聚珍寶甚富”。

奏討鹽利，甚至販賣私鹽，使鹽法大壞：如成化十九年（1483），宦官梁芳“侵盜庫金以數十萬計，不足則給以鹽……前後請兩淮存積餘鹽不下數十萬引……商引壅不行，邊儲日匱”［52］。

勒索貢品，民不聊生：如武宗正德初年，浙江鎮守太監王堂、提督市舶司太監崔瑤等人，對富陽縣的茶葉、鰣魚二種貢品，百般勒索，“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53］。

派至各地的礦監的瘋狂掠奪，對社會經濟更是罕見的浩劫。大規模派遣礦監，始於神宗萬曆二十四年（1596），“天下在在有之”。派宦官負責某些礦的開採，明成祖朱棣時已經開始。如太監王彥主持開黑山金礦，拉了六千人，開了三個月，“止得金八兩”，後來憲宗成化年間，開湖廣金場，武陵等十二縣共二十一場，歲役夫五十五萬，死了無數人，“得金僅三十五兩”［54］。這不過是宦官藉開礦為名，營私舞弊，勞民傷財而已。明神宗朱翊鈞更是個貪財好貨、嗜錢如命的皇帝。戶科給事中田大益曾忍無可忍地批評他：“以金錢珠玉為命脈。”［55］他派出的礦監遍及天下。其實，“求礦不必穴”，有些地方根本無礦，而宦官“務為劫奪以應上（皇帝）……民間丘隴阡陌皆礦也”；何以故？萬曆二十六年（1598）吏部尚書李戴一針見血地說過：“奸人……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至於趁機拆毀民房，搶劫家財，挖掘墳墓，掠取葬物，更是史不絕書。但是，礦稅掠奪所得，是否都到朱翊鈞的私囊中去了呢？並非如此。僅萬曆二十五年（1597）到三十三年（1605）的九年間，宦官報上來的顯然大大縮小了的礦稅銀近三百萬兩，而“群小藉勢誅索，不啻倍蓰”，“大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十一”［56］，“私充囊橐，十得###”［57］。宦官們的腰包，簡直要撐破了！社會經濟日益凋敝，階級矛盾也就更趨激化。礦使以及稅監在天下橫行的結果，是到處“鼎沸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盡傾，農桑交困”，“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仇恨的種子在人民的心中發芽，反抗的烈火不斷在各地燃燒。

軍事上：　宦官監軍，加速了軍隊的腐敗，邊防大為削弱，動搖了明王朝的統治。

宦官監軍，始於何時？史籍上記載不一，有待深入研究。但早在洪武九年（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