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指出的是，除了二十四衙門外，宦官還掌管了內府供用庫、司鑰庫、承運庫、廣盈庫、廣惠庫、廣積庫、贓罰庫，以及甲、乙、丙、丁、戊字等十庫，和一些房、作、廠。明成祖永樂十八年（1420），更設立東廠，憲宗成化十二年（1476）又設立西廠，大約武宗正德三年（1508），復設立內行廠，負責對臣民偵察、監視、逮捕、刑獄。不僅如此，還設立了提督京營太監，並派出宦官在南京天壽山、湖廣、承天府、鳳陽擔任守備；負責南京、蘇州、杭州三地的織造；擔任各省要地的鎮守；管理廣東、福建、浙江三地市舶司；監督各地倉、場，同時，還不斷派出宦官去監軍，擔任採辦、糧稅、礦稅、關隘等特使。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有明一代，特別是自明朝中葉以後，宦官自成體系，儼然中央政府中的政府，把手伸向四面八方，像螞蟻一樣爬滿從中央王朝到地方重要權力機構的大小山頭。

三、明朝宦官的歷史影響（1）

宦官的蔓延、橫行，給明王朝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帶來嚴重影響。

政治上：　強化了封建專制主義，導致各種社會矛盾日趨劇化。

東、西廠完全是個特務機關，直接受皇帝指揮，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處在它的偵察之中。憲宗成化年間宦官頭子汪直執掌西廠時，派出的特務在偵察時，“煩密苛細，民間鬥罵，縱犬爭雞，並痛捶直。”如果誰犯了這些根本算不上是罪過的所謂罪過，就要“封閉其家，或夜搜之”，連妻室兒女都被剝光衣服，毒打一頓［45］。天啟年間，楊漣在劾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時，第二十條罪狀是：“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乎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為之投匭打網，片語違歡，則駕帖立下。”［46］東廠擾民，於此亦可見一斑。對於宦官的橫行不法，百姓如果稍有不滿，議論一下，便會大禍臨頭，甚至慘遭殺害。魏忠賢當政時，“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甚至剝皮、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47］。有一次，有四個人夜飲密室，其中一人吃飽老酒後，大罵魏忠賢，其他三人嚇得都不敢出聲。還沒罵完，番子——即東廠及錦衣衛派出的特務，便突然出現，將四人逮捕，交給魏忠賢，罵魏忠賢的人馬上被剝皮、碎割，其餘三人嚇得“魄喪不敢動”［48］。真是特務多如牛毛，偵察無所不到。據當時人記載，魏忠賢派出的心腹、爪牙“遍佈寰宇，充塞京師”。京中各衙門的皂吏衙役，唱戲、賣小曲的、廚師、裁縫、篦頭、修腳師傅等等，都受到魏忠賢的重賞而充當耳目，所以很秘密的一些事，如寫一份狀詞、一封書信及小範圍的密談，往往都被密報給魏忠賢，有誰要是觸犯了魏忠賢的忌諱，立刻就會被處死，連屍體都找不到。這種高壓政策造成的恐怖氣氛，弄得人人自危，“無論民間重足側目，而士大夫無一夕敢舒眉歡宴，坐談間無一語敢稍及時事”。即使住在很偏僻地方的人，也感到無名的恐懼，讓人窒息，如“針刺在體，臥不貼席”，直到魏忠賢伏誅後，仍“思之，令人毛骨猶竦”［49］！凡此種種，都表明宦官的逞兇肆虐，使明代封建專制主義的枷鎖更緊地套在人民的身上，加劇了封建統治者與人民的矛盾。

宦官專權，同時也激化了統治階級內部的明爭暗鬥，閹黨、東林黨之爭，沸沸揚揚，直至明亡。

東林書院石牌坊閹黨與東林黨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不同政治派別的鬥爭。但是，以江南著名知識分子顧憲成、高攀龍等為代表的東林黨，其中有不少人是當時的有識之士，他們從鞏固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出發，憂國憂民，主張調整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關係，整飭吏治，堅決抵禦後金的侵擾，畢竟要比閹黨好得多。儘管東林黨中也頗有依附草木的小人，他們的門戶之見也是很深的。魏忠賢秉政後，兩黨之爭幾乎達到白熱化的程度。一大批在天啟初年“廢斥殆盡”的官僚政客，重新聚集到魏忠賢的名下，企圖捲土重來。當御史李應升、給事中霍守典等人上疏抨擊魏忠賢后，特別是副都御史楊漣揭發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後，“忠賢憤甚，欲盡殺異己者”。閹黨崔呈秀、王紹徽、阮大鋮等炮製《天鑑錄》、《同志錄》、《點將錄》等，將東林人士悉數列入，獻給魏忠賢，讓他按圖索驥，把東林黨人統統打下去。結果，朝臣中的東林人士罷斥一空，“正人去國，紛紛若振槁”，不少人更慘遭殺害。這樣一來，“忠賢之黨遍津要矣”。閹黨對東林黨人打擊、迫害的手段，是十分殘酷的。被時人稱為“六君子”的楊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