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比如，詹姆斯·伯納姆先生在他的《管理革命》一書中就這樣說過，此書不久前還廣為閱讀），這種觀點也並非一無是處。

當然，大企業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組織問題不是某個國家所特有的，而是整個西方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這就意味著：無論我們討論的是美國還是前蘇聯，無論我們面對的是自由企業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還是法西斯主義社會，在如此廣泛的範圍內都不會產生多大的分別，因為整個社會工程領域就是一個客觀的領域。比如，利潤和盈利能力在任何經濟體制下都發揮著同樣的功能，它們分別起著風險回報和衡量標準的作用，離開了它們，經濟活動就無法展開。因此這就產生了一個客觀問題，至少從企業組織的角度來看是這樣——以什麼為基礎衡量盈利能力更加有效：是自由市場體系，還是建立在計劃價格之上的成本會計體系？

然而，除了可能產生某些限制，社會工程本身什麼也決定不了。問題往往在於我們採用某種機制的目的所在。比如說，社會工程學者可能認定基於自由市場價格的盈利能力是最可靠的衡量標準，但是他所在的社會卻認為只有建立在計劃價格之上的成本會計體系才符合其社會信仰和目標，從而決定採用可靠性較差的成本會計體系。事實上，對社會或政治機構進行分析的一個首要問題就是：使它有效運作，維持生存，並且獲得足夠領導能力的必要條件是什麼？因為社會對一種機構的根本要求就是它能夠正常運作。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問一下，為了使社會正常運作，保持穩定，機構必須達到什麼要求？因為社會的正常運作也是個人對社會的根本要求。這兩個問題的提出都是為了引導我們去思考：我們希望藉助這種機構達到什麼目標以及如何達到？

本書將主要涉及社會工程，這部分討論不管是對瑞典還是對美國，不管是對納粹的壟斷企業還是對自由資本主義經濟下的公司都同樣適用。但是，我們不會把精力集中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原則上，而會著重研究美國的現在和未來；我們也不會把精力集中在一般的工商業組織上，而是著重研究美國的大型公司。我們的問題不僅包括大企業是怎樣運作的，還包括大型公司在美國的自由社會中是如何運作的。這是一個全新的問題——1929年之前它幾乎尚未產生，1914年之前人們對它還聞所未聞。因此，我們無法要求一個最終的答案——事實上，對於任何看似最終答案的答案，我們都應該採取高度懷疑的態度。我們有望找到的一切辦法都只是有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們的研究必須從它所涉及的理論展開。然而，侷限於純理論領域的討論是漫無目的和毫無意義的，除非它的結論經得起檢驗，並且適用於有關美國社會生活具體情況的分析。所以，這項把公司作為我們社會代表性機構的研究著重分析了一傢俱體的公司：通用汽車公司。

第1章　一國之內的資本主義（5）

把通用汽車公司作為美國大型公司的代表最合適不過了，原因有以下幾條：首先，它是美國規模最大的工業公司，戰前擁有25萬名僱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僱員人數最高時曾達到戰前的兩倍。它是汽車產業中最大的公司，而汽車產業又是現代大規模生產的先鋒，從而最能反映現代工業社會的情況和問題。但是，主要原因還在於，通用汽車公司近25年來，始終有意識和深謀遠慮地致力於解決基本的政策問題，並且在制定政策時始終有意識地把現代公司看做一種社會機構——就我所知，在美國所有的公司中，像這樣的公司僅此一家。因此，通用汽車公司的制度決策、它的成功以及它所面臨的困難與失敗都與整個美國工業息息相關。

這並不是想說通用汽車公司在探索現代公司生活的社會問題時，在每一個方面都走在最前列。相反，比如在公司的管理人員方面首先就會指出貝爾電話公司在僱員培訓方面頗為出色，而通用汽車公司也有很多政策控制的財務原則源自杜邦公司的經驗，它們在公司內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經過長期的調查研究，我認為雖然其他公司可能在某一特定方面走得更遠，但是沒有一個公司能像通用汽車公司那樣始終致力於將這一問題作為一個整體，並有意識地將這一問題作為問題的核心。所以，通用汽車公司完全可以作為大型公司的代表，反映其成就、潛力、問題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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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本書中所討論的是政治學和政治分析所討論的傳統問題。本書的新穎之處在於將這些傳統問題的研究應用於大型公司。我們並不缺少工商業方面的大量文獻。我們所擁有的關於壟斷、商業週期和價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