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也低於美國約70％的國債負擔率。2003年國債還本付息總額近3000億元，約佔當年財政收入的14％。

這些國債資料當然不包括國有銀行、國有證券公司、國有保險公司以及信託公司的呆壞賬，按照一些商業機構的估計，僅銀行呆壞賬可能有4、5萬億元，是GDP的29％至36％。如果包括這些呆壞賬，國家負債在GDP的50％至58％之間。

從1982年到2004年，國債餘額的年增速在25％左右。如果再繼續按照這一速度增加國債並以此支撐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那麼在達到危機線之前還能維持多少年？如果這種持續多年的財政赤字發生在王朝時期，那情況又會怎樣？今天的選擇跟過去又有什麼區別？

朝代時期的發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存銀子

不管是宋、明、清還是其它朝代，各朝都遵循一種基本的財政規律，朝代新起時期都是國庫儲蓄豐盛，隨後遞減，再後就是財政日益吃緊，赤字越來越不可收拾，最終致使改朝換代。以往，學者主要以*來解釋這種週期性規律，基本認為朝代初期*不普遍，但正是因為中國曆來沒有對權力的可靠制約與監督機制，隨著專制體系的年齡越來越高，貪汙*也會越加猖狂，到最後國庫空空，迫使朝廷在財政稅負上狗急跳牆，然後便是官逼民反，朝廷最終滅亡。——權力失控和貪汙*肯定是改朝換代規律的制度性根源，但除此之外還有國家理財策略以及金融技術上的差別。

由於清朝的財政資料相對較多，過去對其研究得也比較細，我們以清代為例，看看它與當前中國的差別。

從統治者的角度講，他們最怕的應該是在國家出現危機、社會*的時候，國庫裡沒錢，財政上入不敷出。事先規避這種危機風險的手段大致有兩種，其一是事先多存錢，往國庫中存的越多則越好；第二種手段是靠事先盡最大可能地發展國力，不僅把到手的錢都花完用於發展，而且還儘可能借錢發展，透支未來的收入先發展。這兩種經濟國策實際上類似於宋朝王安石、司馬光關於開源與節流的辯論，第一種策略強調“節流”，而第二種國策強調“開源”。過去二十幾年中國的發展國策以及美國曆年的策略都屬第二種，而以往中國各朝的經濟方針基本屬第一種，這種國策當然也跟儒家理財思想非常一致。

圖2給出了從康熙四十八年（1709）到道光三十年（1850）戶部庫存銀兩的變動情況　。按照傳統儒家評價國家財富的標準，可以說清朝即使在鴉片戰爭之後、太平天國起義之前還是非常富有的，這種富有在乾隆後期達到頂峰，1781年國庫存銀7000萬兩，到1789年為6000萬兩左右！1850年時降到800餘萬兩。太平天國起義對朝廷開支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發生貨幣危機，但即使在1853至1863年間，戶部銀庫仍然年增19萬兩。這不多，但對傳統的中國人來說，那至少比今天承擔越來越高國債的中國要好，更比今天負債9萬億美元的美國要富有。只不過，正如我在前面談到的，那種國庫財富只是反映過去收入的錢，它並不能表示清朝未來也會富有。圖2基本說明，清朝初、中期往國庫積累了大量財富，但從那以後就開始每況愈下，印證了朝代財政先富後貧的週期性規律。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治國的金融之道：藏富於民（3）

我們也可從國家財政收支來細看晚清的發展經歷。圖3給出1838年後一些年份的財政收支情況　。據史載，從康熙中葉開始，每年財政盈餘約500萬兩，乾隆中期以後年均結餘在1000萬兩左右。從圖3看到，鴉片戰爭之前的年度財政盈餘也超過500萬兩，到鴉片戰爭後的1847年，財政結餘為380萬兩。甲午戰爭前的1893年，國家財政結餘高達760萬兩。這些資料說明，雖然按照傳統儒家理財觀念看晚清的結餘可能還太少，但當時的經濟國策從根本上講極其荒謬，在兩次鴉片戰爭都失敗同時又面對日本的威脅下，朝廷不僅不想法把未來的收入透支來加速發展國力，反倒一心放在“節流”上，只想到往國庫多存錢。結果是，國力相對其它國家繼續衰退。

清朝財政赤字的真正起點是甲午戰爭之後，1896年赤字高達1292萬銀兩，1899年為1300萬兩　。義和團運動帶來的庚子賠款大大沖擊了清政府的財政，1903年的赤字高達3000萬兩！此後的清代朝廷債務纏身，一直到1911年滅亡之前仍然如此。

兩種國策，兩種結局

談到這裡，我們不得不看到，今天的中國和清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