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你的命運，操縱你的生死。而這些緣都是天造地設，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的詩云‘碌碌群漢子，萬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說，我的逃難，與其說是藝術的，不如說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以說是宗教的。”在這裡我們看到，即使作為一個鬥士，豐子愷畢竟也只是一個“不爭”鬥士，他吹響的戰鬥號角除卻匹夫所有的激越外，仍迴響著梵音的空遠。儘管表面上豐子愷還是一如既往，但事實上艱苦的逃難生活更讓豐子愷感覺到了人生的無常，而這種人生的無常和苦難就必然強化了豐子愷的宗教意識。豐子愷曾在《教師日記》中感嘆說：“談及現世科學之發展，與戰爭之慘烈，吾仰天而嘆曰：‘造物者作此世界，不知究竟用意何在？是直惡作劇耳。吾每念及此，乃輕視世間一切政治之紛爭，主義之擾攘，而傾心於宗教。唯宗教中有人生最後之歸宿，與世間無上之真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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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保住中國靈魂”（1）

豐子愷國畫《漢皋春望》（1938年）

抗戰期間豐子愷積極從事抗戰時期的文化藝術教育工作，他先後執教於桂林師範學校、浙江大學和重慶藝術專科學校，並形成了他獨特的“藝術必能建國”的思想。1938年11月，豐子愷執教於桂林師範。此時，岳陽失守，長沙堅壁清野，抗戰形勢十分嚴峻。桂林師範也有遷校的念頭。桂林當地政府還決定，“萬一桂林失守，此等學校師生即改組為游擊隊，投筆舉槍，親手殺敵。”聽到要將學校師生改組為游擊隊的訊息後，豐子愷很是痛心，他對於此種提議“不敢贊同”，併為“新生之桂林師範惋惜”。豐子愷並不是認為師生組成游擊隊抗戰殺敵不可貴，而是認為桂師“以藝術興學”、“以禮樂治校”的辦學宗旨比抗戰建國更為高遠。他解釋說：“游擊隊非不可貴，但不出抗戰建國之上。以此易彼，大蝕其本。此猶如以杖作薪，圖得眼前一飽，不顧後來行路艱難。”“凡武力侵略，必不能持久。日本遲早必敗。我們將來抗戰勝利，重新建國的時候，就好比吾人大病初癒，百體疲乏，需要多量的牛奶來營養調理，方能恢復健康。桂師便是一種牛奶，應該把它好好地保藏起來，留給將來，不要在病中當作白開水衝藥吃了。”我們應當看到，在當時說出這樣的話是需要勇氣和睿智的眼光的，而這正是豐子愷與眾不同的風範所在。

出於“藝術建國”的思想，豐子愷手書聯豐子愷在抗戰時期非常重視藝術的功效。他在《豐子愷論藝術》中寫道：“我在太平時代談藝術，只是暗示地講他的陶冶之功與教化之力的偉大，沒有赤裸裸地直說。但在現在，國家存亡危急之秋，不得不開啟來直說了。我們現在抗戰建國，最重要的是精誠團結。四萬萬五千萬人大家重精神生活而輕物質生活，大家能剋制私慾而保持天理，大家好禮，換言之，大家有藝術，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所以我說藝術必能救國。”我們應當注意的是，儘管豐子愷十分重視藝術的功效，但是他並不主張藝術在抗戰時期必須直接表現抗戰主題，直接為抗戰服務，他所強調的是藝術對人的陶冶功能。因而，豐子愷對抗戰時期的藝術教育是持批判態度的，他認為“我國百事頹唐，自伐太甚，有以招致此禍……就藝術教育而言，過去之繪畫音樂教育，生吞活剝，刻劃模仿，遊離人生。教育者徒以死工作相授受，而不知反本。此直可稱之為畫八股，樂八股。今後非痛改不可”。換言之，豐子愷認為，藝術不能淪為工具，而應當回到藝術本身，“我教藝術科，主張不求直接效果，而注重間接效果。不求學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畫，但求涵養其愛美之心。能用作畫一般的心來處理生活，對付人世，則生活美化，人世和平。此為藝術的最大效用。故雖在非常時期，圖畫科也不必專重抗戰畫。今之所為藝術教師，解此旨者，有幾人歟”？

豐子愷不僅是一個藝術論者，而且還是一個文化論者。在他的心目中，一個民族的文化就是這個民族的靈魂。只要靈魂沒有斷絕，那麼這個民族也就不會滅亡。因此，在中華民族面臨強敵侵略的危急時刻，豐子愷憂鬱的目光投向了民族文化的傳承。但是，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激烈衝擊，抗戰時期，中國青年的民族文化素養是不容樂觀的，對此種狀況豐子愷感到十分痛心，他曾說：“中國文化遺產若山陵，而中國青年不能承受。可惜可痛，莫甚於此。”1939年，豐子愷在宜山浙大講演《中國文化之優越》，首先就強調中國文化的優越性，希以此來激勵青年的愛國熱情和抗戰的決心。在演講的最後，豐子愷又對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