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佛法，豐子愷始終抱有虔敬的心情，他認為“真正的佛教，崇高偉大勝於一切”。1928年，豐子愷為預祝弘一法師五十歲生日，在上海與弘一法師合作《護生畫初集》，共五十幅。由豐子愷作畫，弘一法師寫詩，一詩一畫對照。《護生畫集》與佛教的因緣十分深厚，佛教鼓吹仁愛，勸人戒殺從善的要義，在作品中得到了明顯的體現。關於創作《護生畫集》，豐子愷曾解釋說：“我曾作《護生畫集》，勸人戒殺。但我的護生之旨是護心。不殺螞蟻非為愛惜螞蟻之命，乃為愛護自己的心，使勿養成殘忍。頑童無端一腳踏死蟻群，此心放大起來，就可以坐了飛機拿炸彈來轟炸市區。故殘忍心不可不戒，因為所惜非動物本體，意思就在於此。”在這裡我們應該可以看到，豐子愷信奉的佛教思想和戰爭之間是存在矛盾和衝突的。佛教教義講求護生，講求慈悲戒殺；而戰爭卻又意味著暴力和殺戮。在這兩者之間，豐子愷如何平衡？他又如何融合護生之旨和抗戰之意？

豐子愷繪《一肩擔盡古今愁》

1938年，豐子愷剛到武漢，就有朋友告訴他：“曹聚仁說你的《護生畫集》可以燒燬了。”顯然，按曹聚仁的理解，抗戰時期再講慈悲戒殺是不合時宜的，在全民抗戰的激情年代就是要鼓勵國民勇敢的上陣殺敵。按照這樣的邏輯，《護生畫集》所宣揚的佛家思想當然是不合於抗戰精神的。對於此種理解，豐子愷大不以為然，他斷然說：“不可，不可！曹聚仁沒有懂得護生之旨及抗戰之意啊！”對於曹聚仁的評論，豐子愷顯然感到一種不被理解的悲哀。也正因為曹聚仁對他的“護生之旨”的不理解，豐子愷這個一向與人為善，待人寬厚的人從此與朋友曹聚仁絕交。想來當時與曹聚仁抱同樣理解的人不在少數，為此，豐子愷在漢口特意寫就《勞者自歌·則勿毀之己》以闡明事理，在文章中他說：“《護生畫集》之旨，是勸人愛惜生命，戒除殘殺，由此而長養仁愛，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養生是目的。故序文說護生就是護心。……故讀《護生畫集》，須體會其理，不可執著其事。說者大約以為我們現在抗戰，正要鼓勵殺敵；倘主張護生，就變成不抵抗，所以說該書可以燒燬。這全是不明白護生之旨及抗戰之意的緣故。我們不是侵略戰，是“抗戰”，為人道而抗戰，為正義而抗戰，為和平而抗戰，我們以殺止殺，以仁克暴。”從上面的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出，豐子愷用“護心”融合了佛教教義和抗戰的矛盾和衝突，而這種融合事實上是把佛家的慈悲與儒家的仁愛糅合在一起。“護生之旨”與“抗戰之意”究竟有無一息相通之處，我們姑且不論，但作為一個慈悲戒殺的虔誠佛徒，豐子愷能在抗戰時期表明“以殺止殺，以仁克暴”的態度，卻不能不說抗戰確實改變了他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然而，無論怎樣，豐子愷割捨不斷的佛緣在戰火紛飛的時代總是顯得不是很合時宜，也並不是能得到每個朋友的理解，因而大家對抗戰時期豐子愷的信佛總是有著種種的非議，甚至懷疑豐子愷抗戰的決心。畢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總是那麼的超然物外，高坐雲端冷觀世相。“佛畢竟是有靈的”，豐子愷反覆對不理解自己的朋友們說：“現在佛已把這宗最貴重的貨物交給我了。”豐子愷拈花微笑，用一雙明澈透亮的眼睛看著朋友，“那就是不做亡國奴，就是抗敵救國。與其不得這東西而生，寧願得這東西而死，你們還不理解我麼？”

“藝術的逃難”（1）

豐子愷曾在《為青年說弘一法師》一文中談及弘一法師對他的教誨，“唸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唸佛。吾人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長江之水，身為佛子，於此時不能共紓國難於萬一，自揣不如一隻狗子”！老師的教誨豐子愷銘記在心。抗戰期間，豐子愷扶老攜幼，共赴國難，八年離亂，道經杭州、長沙、武漢、桂林、宜山、貴陽、重慶等地，一路跋山涉水，備嘗艱辛，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對於豐子愷的逃難，友人張其昀先生曾戲稱之為“藝術的逃難”。而豐子愷則回憶說：“（我的逃難）與其說是藝術的逃難，不如說是宗教的逃難，因為如果沒有緣，藝術是根本無用的。”

豐子愷繪《觀世音像》

武漢撤退，長沙大火，迫使豐子愷一家又踏上了西行的路程。1938年6月，豐子愷應桂林師範學校的聘請攜眷來到桂林。豐子愷在桂林的生活，用他填的一首詞《望江南》可以簡單概括：“逃難也，逃到桂江西。獨秀峰前談藝術，七星巖下躲飛機。何日更東歸。”在逃難途中，豐子愷多年不育的妻子懷孕，豐子愷對妻子開玩笑說：“一定是這回的抗戰中，黃帝子孫壯烈犧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