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最初制定的，當初制定這樣的政策主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百姓整體還是較為貧困，應該養富於民，對農業稅自然要低收。同時也要考慮東三省經濟發展之基礎還是農業，比如說大豆、甜菜這些經濟作物的種植，包括畜牧業的發展，林業的發展。這都需要中小地主、富農透過農業積攢資本擴大經營規模，提升機械化種植，利於推廣新的種植技術；二是希望資本儘可能的轉移向工業領域，而不是和上海租界那樣，大規模的資本都擁擠在房地產中，商人幾乎都是靠炒賣地皮賺錢。至於礦業，礦業資源畢竟不屬於政府，也不屬於個人。適當收取較高的稅收用於三省百姓是理所當然。”

歐陽錫答道：“中堂大人真心為民，下官深感佩服，只是凡事過猶不及。稅收政策總體要符合經濟的發展水平，基本原則是取之於誰。用之於誰，目前正是東三省積極推動基礎建設，增加港口、道路、交通、水利、水渠等基礎投資，包括在教育領域的扶持和投入，既然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農業人口。自然要從他們身上抽取足夠的賦稅來解決這些問題。適當增加農業稅及關聯交易稅，限制大規模持有土地，這就能阻止資本擁擠到農業中，避免大規模的兼併土地。形成大地主階層。至於地產業的問題，一個階段的商人自然一個階段的特徵。在現有的環境下，國內民族商人能夠和外國資本商人競爭的領域很少。特別是在辦廠這個方面，大體只有極少數的國內商人具備這種經營能力。適當減少地產業稅收，允許資本流入地產業，透過地產業的發展來帶動基礎設施的發展，增加就業和其他稅收項的增長，並且保證本國民族商業資本的多樣性，以及自我增長的能力，這還是很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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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彪還是慎重的思索了一段時間，他知道歐陽錫說的這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比如說遠東商行近期就一直在考慮增加農業土地持有量，容星橋也和宋彪商量過准許商業資本開辦墾荒業務之事，希望由遠東財團直接安排遠東糧牧總公司開墾荒地，更大規模的直接涉及大豆和甜菜等經濟作物的種植。

就目前的收益率而言，在東三省開墾荒地種植大豆、甜菜，以及開辦糧牧加工廠的利潤都要高於紡織業，但這和稅收的關係並不大，因為紡織業目前仍然享受著較多的稅收優待政策，真正導致紡織業盈利能力較低的原因是日本紡織產品的低廉銷售政策。

日本紡織品的低廉銷售政策是因為日本產品必須要面對德法等國產品的競爭，必須採取更為低價的廉價政策，這就進一步擠壓了民族紡織工業的盈利空間。

糧牧加工廠的大豆、甜菜加工業的利潤較高，同樣是因為日本缺乏相關的競爭專案，無法和東三省的糧油加工廠、糖廠競爭，此外在裝置領域，前者的投資總額相對更低。

見宋彪沉默不語，歐陽錫猜想宋彪還是很不願意調整農業稅的稅率，就另行提議道：“中堂大人，農業輕稅政策實際上也有莫大的好處，對於農民的財富增收是有利的，並且可以迅速擴大到其他消費領域的增長。問題就在於如何限制土地兼併，我以為可以採取階梯式農業稅，以及直接出**政策限制個人持有土地的總量。”

宋彪想了想，問道：“你考慮過大規模農業的問題？”

歐陽錫很直截了當的說道：“我不建議中國考慮美國式的大規模農業種植，而是更多的考慮精耕細作和中小農戶的種植，比如說日本和法國在人均持有農田數量上相對較小，本身也不支援這種大規模農業，對農業產品徵收較高的稅收，同時對國外農產品增收高額關稅。這種農業政策導致國內農產品價格是要高於國際市場的，日本出於某些方面的特殊需要，除了對生絲、茶葉和木材採取特殊優惠政策外，其他的農業稅收要遠高於我國，甚至高於法國。正因為他們國內的農業產品價格高居不下，外國農產品湧入國內的機率就高，比如說法國對殖民地農產品的需求，比如說日本對朝鮮和臺灣農業產品的特殊需求。東三省的問題相對關內是非常複雜，我們實際上更適合學習美國的輕農業稅和鼓勵農業出口，以及大中型農場經營模式，很多問題都需要特別慎重的考慮，稅收問題上可能只是幾個百分點的調整，在長期時間段內對國民經濟造成的影響也會過於複雜，特別考慮世界貿易越來越緊密，以及其他各國採取不同稅收政策的前提下。”

宋彪並不同意歐陽錫關於調整農業稅的觀點，但對於歐陽錫的一些觀點還是非常認可的。

確實，稅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東三省的煤炭稅收佔到三省全年財政收益的45％，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