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八八年是“王朔年”吧，流氓誰都不怕了一陣，都是勞動者，為著什麼自詡為流氓？分明是怕著什麼。那年已是當代了，今年也是，不過先前沒覺得。

中國文學的時代劃分，一般不是歷史的劃分。我尊重的劃法是：1840年一個坎，1919年一個坎，1949年最後一個（當代），往裡就不用再劃了。同學在柏林勸我少讀國內的書，跟魯迅一個口吻；我當然覺得他是可理解且不可執行。大家都是文化構成差不多的讀者與作者，互相哺育無法避免。

德國漢學家用垃圾比喻我國文學，客觀性就算不足，還是蠻有激情的。被人家折損一次並不構成話題，但竟構成機會。不是因為我的部落格可能不在德國人的假想敵裡，即便我是個美女作家吧。

從文藝座談會開始，共和國文學差不多就有，一路下來是打仗，建國後“十七年”，*，“重放的鮮花”，最後才有眼前的一點市場。作協之前是左聯，作家之前是左翼，說左，總想著是瘦。洪子誠先生介紹過，“中國作協這樣的組織，是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發源的。那次會議的主要工作，一是確立當代文學應遵循的路線、方針、政策，為當代文學確立規範，另一個就是建立專管文藝的全國性（也是惟一）的機構。”“這應該就是與蘇聯看齊的結果。”

體制如茲。世界上最難受的作文規律，就是不許跑題。作協是官僚生態系統，物質資源與話語權，早期空降，晚近也開始尋租，當然對創作起過積極的保障作用，但當“免於匱乏的自由”體現於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檢查，*，大講特講上，你有“免於比大”的自由麼？

自由是自由，能自由選擇自由亦是自由。有了不許跑題這意思在，主語前須置定語，宋體須印成黑體，萬物皆駐。“天上沒有玉皇，地下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五十年後，這人發展為“毫無疑問/我做的餡餅/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我”字當頭，但“我”非本我。

不許跑題的文化，大概經歷三個階段。先是集體興奮，繼以害怕，第三次是犬儒。這在關心“道”重過關心“人”的大陸有驗證。建國初期，理想主義尤盛，常望望光明的前景。那時以億為單位計的人口，就可以對外國說不，而在內部的字典裡沒有不。一切都是躍進，還要大，難為了保守一點的人；“*”，現在叫浩劫，劫是佛門語，一劫多少多少萬年。劫分大小，愛你一萬年，可能真的不到半截劫。十年也肯稱劫，是對十年的強烈否定。人在那時是怕人的，陌生人“路以目”，熟人還能打！人都打內向了。內向的民族可能有哲學，而難於文學。文學起碼應教你外向啊。

當代之末，筆者發稿的年代，犬儒主義是否大興，不便輕言。先說什麼叫犬儒。歌德說，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犬儒者則說，理論之樹常青，而生命是灰色的。至少不相信這世界上有友誼和愛情的人，生命差不多灰了吧。王朔是犬儒主義文藝的普及者，但我不信王朔其人，會死忠於筆下的小說。王朔內心可能更多是溫情主義，為流行，硬表現出次要的東西。

犬儒主義構成的作品也未必是垃圾，但被人用犬儒主義作為理解用具讀過去的作品，很難振作。解構理想主義的刀是恐怖主義，此後就是遠遠地翹足望著，似笑非笑，笑嘻嘻，看客。

當代文學被指斥為垃圾，橫向的缺陷更明顯些。外國人難於將魯迅與後人作比，畢竟比完了，就沒有存貨。魯迅的好，是孤零零地在。扯平了看，都寫點啥，此時異地的友邦人士寫啥，相形而莫名驚詫。韓國文藝審查體制放寬，佳片馬上跟著湧。壓力壓不出好藝人的。

有本土學者批評電影《無極》時說“在這個地方，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現實，成為社會焦灼的核心；上層和下層的對立，成為喜怒哀樂最敏感的神經；即使是作為大製作影片主要消費物件的白領，也在為成為房奴而身心疲憊”，以此證浮躁何以為浮躁。浮是不實，躁是無序，躁就躁吧，以前從上至下“戒驕戒躁”，沒有躁，就沒得自由，沒得“我是某某我怕誰”。現在躁了，好不容易躁回來些，偏偏帶上浮。最頑固的，就是這個浮。

浮華，浮光。出版市場大概用這兩個詞尚吃得消罷，比垃圾要強不知多少，卻終強不多少。作者非聖賢，孰能無難過。也都願意乖一點增加安全係數，安全的秘訣就是選擇儘量不可能讓人對負面現實產生任何聯想的題材。惡搞、玄幻、*、*、實用、致用、經濟、管理。文學還是人學，但之前是人的學，之後是人在學。講人的深奧，確實不是不知哪朝代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