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思想已經遲了，因為進來的學生們已經被中考、高考這些考試製度扭曲了，應當到中學生裡講魯迅。他就到南京師大附中開課，為了適應中學生的處境和理解力，他精心設計了講義，比如從魯迅和周海嬰的關係講起，講父母和孩子之間的相處，這是困擾中學生的重要問題。他發現，這樣講效果很好，學生們愛聽，課堂很活躍。但是有一天，學生告訴他說：“錢老師，你講的很好，我們愛聽，但現在我們的關鍵問題是要考大學，我們願意先考上北大，再去聽你講課。”

幾個月前，“我們文學社”慶祝建社十週年，請老錢來座談。老錢笑哈哈地給我們講他“文革”時候的事，念他當年寫的豪情而可樂的詩篇，依然是童心未泯。不過偶爾他的臉上也會閃過一絲自嘲和感傷。他對中學生也不抱希望，他說：“假如說我自己做事情的熱情和努力是一百分，我所產生的效果卻很小很小，我的貢獻只有零點零零幾，小數點後面幾位。不過沒關係，我對自己說，好歹是個正數，正貢獻，只要是正數就行……”老錢又呵呵一笑，眉眼擠成一線。

年青一輩的學生或許覺得老錢已經落後於時代，理想和抱負如堂吉訶德般可笑。我覺得老錢做了什麼都不重要，我所認識的老師中，沒有一個人具有老錢的獨一無二的特性：集頑童和長者於一身，對年青人永遠是支援，是鼓勵，是同情，無論年青人的想法是多麼幼稚，多麼輕狂，多麼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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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駿：紀念與反思（2）

不理智乎？一種一以貫之的風格就是理智。

那天聚會後老錢和我們一道吃晚飯，聊天后送老錢走，老錢不辨方向了，問該朝哪個方向打車。我們送老錢上計程車，忽然覺得老錢顫巍巍地，老了。車走後，主持聚會的胡少卿一拍腦袋，嘿嘿一笑：“哎呀，忘了給老錢付打車錢了。”

朱青生和老錢完全不是一個型別。年齡上要晚一輩，身材高大挺拔，步伐敏捷。戴自制的大黑框眼鏡，手腕上一塊簡易電子錶。他有著很高的理智天賦，聽過他課的人會深深地感受到理性的魅力。他教藝術史，每次課都如同講演，展開豐富的架構，若干條線索穿行，而自始至終他都不會有絲毫的散漫和迷失，這種嚴格的控制力我沒有在其他老師身上見過。

老朱1987年從中央美院調來北大，1990年去德國海德堡大學讀藝術史，1995年回國。在海德堡期間，為了練習德語並提高思維，他每天六點鐘起床，讀兩個小時哲學。給他上課的德國教授時常帶一塊巧克力，在班上提問邏輯問題，誰答對了就得巧克力，巧克力每每被老朱吃到。老朱笑言：“他問的問題只有兩三層邏輯，我研究過佛經，其中的邏輯層次細到有十幾層，你想想我得他的巧克力是不是小菜一碟。”老朱離開北大時對送他出去的老師說：“我五年後回國。”五年後他果真信守諾言，在離開的日子回來了。

我晚一年進北大，沒有見到1995年的老朱，據說他當時上課，穿輕便的西裝，胸口上別一朵小花，把課堂上學藝術的女孩們迷得要死。我也見識了很多老朱的趣事，有一次課堂上一位同學起身離開，快走出去的時候老朱叫住他，“同學，你能把離開的理由告訴我嗎？”被問的人張口結舌。老朱在考試上也別出心裁：“你們有的同學如果實在很厭煩考試，想不考試就拿到學分，也不是沒有可能，你寫封信給我論證你不能考試的理由，我可以考慮。”過聖誕節時，老朱送班上的同學每人一張自制賀卡，上面寫著：“沒有人是藝術家，也沒有人不是藝術家。”這後來成了他一本書的名字，書名之長冠絕古今。

老朱做現代藝術，做到了兒子身上，他給兒子起名朱元璋。老朱曾經給桂林市長寫信要求在桂林山水中挑一座小山漆成紅色，以質疑綠色環保觀念。老朱說：“綠水青波之上出現一座紅色的小山，其實也很美是不是？”有反對者說，用油漆漆山會把山上的生物比如螞蟻殺死，老朱真漆了一座巨石，長期守望，拍下了昆蟲在紅石頭上聚居交愛的錄影和照片。又有反對者說，油漆散發有毒氣體，會汙染環境。老朱回答說，你們家裡的碗櫥都是用油漆漆的，也沒有看見誰被毒死。

印象最深的是1999年元旦，老朱把我們藝術協會一幫人邀到體育大學附近的一個農家院，這是他租下做中國現代藝術檔案的。在這個院子裡給我們講了三天課，陳明藝術的種種問題，談了七個專題，最後談到人生的寂滅。大家都很興奮，一個個聽得醺醺然，渴了喝喝茶，餓了煮點粥，困了就橫七豎八地打地鋪。非常難忘的三天，魏晉風流，其如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