殼藍皮的文學類圖書，也許是對學生特別推薦，圖書館做了特別包裝的優質譯本，記憶裡最多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名著選譯”和上海譯文出版社“20世紀外國文學叢書”等，我讀了其中大部分部頭不太大的作品。

這就是我的文學啟蒙。用逃課逃出來的時間隨意泡圖書館，聽講座。當然也出去遊逛。我有四個高中同學在清華，但那時我對清華校園比他們都更熟悉，因為他們必須孜孜闆闆地上課做實驗，他們的父母朋友過來，也經常是我帶著傻玩，手頭沒有錢，於是對北大清華這免費的遊覽地非常熟悉，當然那時候圓明園可以從21中後面的圍牆鑽過去，所以還沒有完全開發的圓明園對於北大逃課的學生有些像魯迅的百草園。

畢業後我去見一些在高校教書的朋友，發現很多高校居然固定座位，固定晚自習，還一過11點就關閉大門。這樣的大學和高中有什麼區別呢？無非多培養一些凡事必請示的好員工罷了。不過，這個社會的確更需要好員工，而不是有點獨立想法的人。從謀生的角度來說，北大給我的未必是好處，不過她給我的黑屋子掀起一角，我曾瞥過一個世界，應該是自由而尊嚴的。儘管還無力衝出去，但我可以嚮往著，甜蜜並痛地嚮往著。

蒙木，原名高立志，籍貫江蘇邳縣，1973年3月出生，北大中文系1991級，在石家莊陸軍學院軍訓一年，1996年畢業。2000年返校讀研，專業：中國古代文學理論。2003年碩士畢業後，供職於中央編譯出版社。現任職務：策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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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誠：一點往事（1）

1965年秋天到1966年上半年，我和學生一起，在北京近郊農村的朝陽區小紅門參加“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那時，我畢業留校任教已有四個多年頭。6月1日，中央電臺廣播了聶元梓等人寫的大字報後，學校很快派進“工作隊”，並要我們立即返回，參加被稱作“文化大革命”的運動。踏入校門，看到到處貼滿大字報，到處是騷動激昂的人群：這很有點像我想象中的或從文學作品看來的“法國大革命”（或俄國“十月革命”）的樣子。按當時的規定，我不再到學生的班裡去，而是返回教研室，教師集中學習、開會。

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個班的一個學生幹部來到我的宿舍。敲開門後，站著，且神情嚴肅地通知，下午去參加他們的班會。我問會議的內容，他不肯坐下，也沒有回答便徑自離開。下午兩點我來到32樓，樓道里貼滿了大字報。也有關於我的，還配有漫畫，好像是契訶夫小說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說著什麼——《凡卡》是我給他們上寫作課時分析過的文章。我來不及細看，屋裡出奇的安靜；都看著我，卻沒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層和過道都坐滿了人，只有靠窗邊空著個凳子：意識到這是我的座位。便低著腦袋，匆匆走到窗邊坐下。

這時，主持人宣佈：“今天我們開班會，對洪子誠同志進行批判。”這突如其來的“批判”，和突如其來的“同志”的稱呼，頓時使我陷於慌亂之中，沒有一點思想準備的腦子裡一片空白。接著便聽到“洪子誠你要仔細聽大家的發言，老老實實檢查自己……”的話。於是，我幾乎是下意識地掏出筆記本，轉身面向桌子做著記錄。從批判發言中，我逐漸明白了我的問題是什麼。一是在教學中，散佈資產階級毒素，特別是小資階級情調。另一是當班主任犯了“階級路線錯誤”，重用出身反動階級家庭的學生；不錯，支部和班會幹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幹部和貧下中農家庭，但“洪子誠沒有真正依靠我們，思想深處是喜歡那些少爺、那些小姐的”。發言有的尖銳激烈，有的語調措辭卻有些遲疑；前些天還稱我老師，現在當著我的面，不知怎樣才能做到理直氣壯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牆放的，這使我記錄時可以不面對學生，情緒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約過了一個多鐘點，已經有些平淡的會議，突然出現一個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鋪的學生揭露我在課堂上“放毒”，說到激動處，放聲大哭起來。“你不讓我們寫遊行見到毛主席，是什麼居心？！我們革命幹部、貧下中農子女最熱愛偉大領袖，我們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時刻，就是見到他老人家，你卻不讓我們寫……”他哽咽著，無法再說下去。這真誠、發自肺腑的控訴，引起在場許多人的共鳴；有人便領著呼起“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我愣住了，但他說的確有其事。在寫作課上（畢業後我一直給中文系和文科各系上“寫作課”），通常對一年級剛進校的學生，會出“初到北大”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