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蹬著腳踏車、跨著公文包、背有些微駝的熟悉的背影漸行漸遠。他的離開，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是一個天大的遺憾。中文系主管教學的老師不會不懂得“史外無學”的道理，也不會不明白中學歷史教育的誤區需要打破，而更重要的，對於大一新生來說，一位“精神導師”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劉先生絕對無愧於這樣的稱號。我想，還是重開中國古代史的課程吧，還請劉先生回來講吧，哪怕就憑他那句“中文系的學生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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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恆舒：先生（2）

邵永海

很多人親切地稱邵永海先生為“邵哥”，而我獨稱先生為“邵公”。這兩個稱呼其實並不矛盾。“公”與“哥”正代表了邵先生性格的兩個方面：既嚴肅又不失活潑。

第一節古代漢語課我是站著上的，因為去晚了，沒有座位了，只好靠在教室最後的暖氣上將就著。那節課遠遠地往過去，對講臺上那個中年男子的印象無非三條：兩個小時板著臉沒有笑過；豎著寫繁體字；一下課就迫不及待地拿煙出來抽。從第二次課開始，C君幫我在前排佔座，我才有幸和這位老師近距離地接觸。後來發現他也是笑的，只是動作幅度極小，不易察覺。講課的時候極嚴謹，一絲不苟，但氣氛並不沉悶，也時不時地玩點幽默，有一次竟拿我開涮。當時他正講古代漢語的語法，說被動句有時會帶有貶義的感情色彩，要舉例子，眼睛在前排一掃，在我身上停住了，說：“比如我說‘陳恆舒同學被老師表揚了’，大家覺得挺彆扭，但如果我說‘陳恆舒同學被老師批評了’，大家就覺得順理成章了，對不對？”當時引得鬨堂大笑，我哭笑不得地看著他，他也衝我正笑著，露出兩排抽菸抽得發黃發黑的牙齒。

邵公確實不是一個古板的人，雖然看上去很嚴肅，不苟言笑，其實還是很平易近人的。我和C君有時會去他辦公室坐坐，同他閒聊，聽他說自己當年上大學時候的事兒，說何時開始抽菸，說打三天三夜的撲克牌不帶閤眼，說聽朱德熙先生講的寫作課是多麼多麼開心，如此等等。有一次聽說他還踢球，就向他求證。他只是輕描淡寫地一句：“哦，他們總不叫我。”後來看他踢了一次，才知道“他們”何以不叫他。比賽開始的時候，邵公穿著一身厚厚的滑雪衫出現在守門員的位置上。開場不久對方一腳軟弱無力的射門，慢悠悠地貼著地面滾過來，邵公一貓腰一伸手——球進去了，從兩腿之間鑽進去了，大家一下子都沒反應過來，直到邵公跑進門裡把球撿出來，對方才意識到：“哦，我們進球了。”於是才開始慶祝。又沒多久，對方又一次射門，是個半高球，輕飄飄的，邵公稍一屈膝，迎著來球一抱——球又進了。邵公終於沉不住氣了，換了個人替自己守門，跟著韓毓海、陳保亞諸先生一起上去跑了，跑了好一會兒，終於出現了一個機會：球從他面前緩緩滾過，邵公掄圓了就是一腳，結果卻踢了個空，自己還險些跌倒。後來終於跑不動了被替換下場，自我解嘲地跟我們說：“沒辦法呀，好久不踢了……”賽後他騎著一輛很破舊的腳踏車在寒風中呼嘯而去——關於邵公的腳踏車，他自己聲稱“只騎‘捷安特’”，“丟了十幾輛了”，但“丟了繼續買，非‘捷安特’不騎”。但是那天的車卻鏽跡斑斑，感覺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樣子，後座兒上還拴著半截麻繩。我們實在無法把這樣一輛車與200多塊錢一輛的“捷安特”聯絡在一起。後來幾次想問，但終究沒有開口。

邵公實在是個性情中人，即便在學術上也是如此。他講課毫不掩飾自己的好惡，屢次在課堂上表現出對孔子可愛之處的讚賞，而對於總喜歡板起臉來教訓人的孟子則頗有微詞。有一次課上講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講完的時候他很激動，頗有感慨地跟大家說：“這篇文章寫得多好啊，我們期末考試就從這裡面出一段標點翻譯，大家說好不好？”大家說好，於是考試還真出了這麼一段。還有一次，他在辦公室裡給我和幾個同學講《詩經·豳風·七月》，講完之後順帶說起中國的農民問題。他一臉嚴肅地甚至略帶些悲憤地跟我們講現在農民的負擔是如何之重。後來我聽C君說，邵公來自山東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對於這個問題有著切身的體驗。邵公不是那種鑽進象牙塔裡不問世事的學者，他的學問實在是活的而非死的，是熱的而非冷的。C君說邵公就是一位大儒，我想著不僅是就學問和氣質而言，邵公身上實在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悲天憫人的現世精神。單憑這一點，我想還是尊稱他“邵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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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恆舒：先生（3）

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