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施，哪裡是一個大隊的所在地？當時的蘇州工業園也不如它。那個時候，大邱莊工業產值已近100個億，比一箇中小城市還高！

禹作敏創造的奇蹟令何大福驚歎，禹作敏的非凡思維和驚人言論更令何大福讚歎！

在知道禹作敏之前，何大福只知道中國語言大師是候寶林、馬季等相聲演員。認識禹作敏之後，才知道禹作敏也不愧為語言大師。相聲大師的語言是娛樂群眾的，禹作敏的語言則是思辨和智慧的結晶。聽禹作敏講話，讀禹作敏的文章，是一種享受。

何大福讀過禹作敏的口述文章《　我們明白了，我們放心了，我們有了主心骨　》，他竟一連讀了十多遍。他認為禹作敏對改革開放理解得透、領悟得深、也最得要領。

禹作敏的一系列順口溜，如：“低頭向錢看，抬頭向前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引科學的水，澆農民的田”；“來才必有財，有才財必來”；“科技是真佛，誰拜誰有福”等等，這些有的放矢的精彩言論，都對何大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後來，何大福在金箔廠實行改革過程中，幾乎所有的言行都滲透著禹作敏的影子。

1993年1月，何大福在他的幹部大會上，說了這麼一段話：“最近，我突然想起了一個字：‘謀’字。‘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這歌唱了半個世紀，很少有人研究這個謀字。這個謀字，我認為要好好思考。為人民謀幸福，這謀字就是為黨、為人民、為老百姓、為他人動腦筋、想辦法、千方百計、堅定不移地追求最美好的生活，這才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所以我們當一個單位小頭頭，就是要為這個單位人們謀幸福，每個頭頭都為本單位群眾謀幸福了，全國人民也就幸福了。”這段話，何大福說他是學習禹作敏而萌發出來的。

1992年9月，何大福在全市幹部會上說：“有人說我何大福幹得這麼好，應該醒醒了，金箔廠應該升格了。我們對此無所謂。什麼級不級？企業不論級。企業就是企業，以追逐經濟效益為目的，不同於行政管理機關。要有，也應當是規模級、效益級、信譽級，而不是行政級。那種把企業分為不同行政級別的做法是不妥的，從這點上說，企業無論大小，企業辦得好就有‘級’，要多大有多大；企業辦不好，什麼級也沒有。試問：市長坐奧迪，廠長坐賓士，你說他們哪個級大？試問：別人買我的產品，要不要問哪個級別的廠生產的？”何大福說這段話完全是由禹作敏的口氣演變而來的。

1990年，在一些企業界人士坐談會上，何大福發言道：“我在上級大會上發言，在給上級報告中，很少有客套話，有些領導不習慣，說我傲。我不服氣。有些人講話開頭總要講：在上級的正確領導下，在什麼方針指引下，在各單位大力支援下，講了一大串還不見正文，我嫌煩。一個企業如果虧損幾十萬呢？能不能寫上：在XX領導下、指引下、支援下，今年我們企業虧損了幾十萬？其實都沒必要。”何大福說這些話，都有禹作敏的風格。

在禹作敏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常常掛在嘴上的一句口頭禪就是：“我是一個農民，我是中國農民的代表！”

若干年後，禹作敏觸犯國法，出事了！何大福發表了一個不倫不類的“哀嘆禹作敏”：禹作敏，農民也！中國的革命，成也農民，敗也農民。鹽鹼地是你的根，你想離開根，絕對活不成；窮困落後是你的命。千不該萬不該，你不該忘了毛澤東。毛澤東告誡我們說，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教育農民。你幹嗎忘掉對自身的學習改造呢？因為你是一個農民啊！不過告訴你禹作敏，中國改革的史冊，無論正面講反面聽，都不會忘掉你的大名！

從改革開放初期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一批銳意改革的先驅者，如步鑫生、牟其中、禹作敏等人，他們曾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立過汗馬功勞，也曾激勵過成千上萬個改革家們，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卓越的貢獻。然而，那些改革的先行者們行程艱險。對他們來說，幸福與苦難真是相隔一層紙。何大福不是那種長著一雙勢利眼的企業家，他對那些改革開放的先行者有一種由衷的敬意，對那些中途落馬的好漢們的情感是心靈的吐露和肝膽的披瀝。關公也有走麥城的時候，何況他們對時代已作出貢獻，人民不會忘記他們的大名。

拜訪孔子老家（1）

何大福盯住山東，是從一句口號開始的。

“要想富，先修路。”80年代初，山東省負責人在《　人民日報　》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發展交通是山東改革的重大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