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說，那家人日子過得也很難，為了生存，她的同父異母的妹妹就只得跟社會上那種女人一樣，跟不認識的男人睡覺。

我說，當妓女。

“不準說這個詞”大姐聲音大得吼了起來。

“一直這樣？”我問。

大姐說：當然是那些年，現在她不知道。那個妹妹也不願見她，可能怕她看不起，那家人和她也沒了往來。

大姐的生父作為一個沒骨頭的好漢，苟延殘喘活了下來。但沒有多久。1960年，由於他交代好，被押回老家安嶽勞動農場，本想可以在那兒熬到自由的日子，卻不行了。沒吃的，農場裡犯人的伙食只能喂石頭人，這年10月下旬他得了水腫病，終於支撐不住，再也不能幹活，就倒下了。

天冷地凍，不幹活就沒吃的，連野菜野草也分不到一棵，他最後嚥氣時雙手全是血抓剜土牆，嘴裡也是牆土，眼睛大睜著，才三十六歲。沒人收屍，丟在大墳坑裡了。死了好久之後，從那兒逃災荒出來的好心人，路經重慶才把這噩耗轉告。

同一年，在母親的家鄉忠縣關口寨，附近能吃的關音土都被挖淨，吃在肚子裡，都發脹了，解不出大便，死時肚子象大皮球一樣。大舅媽是村子裡頭一個餓死的，大表哥從讀書的煤校趕回去弔孝。到忠縣前的豐都縣，飢餓的慘狀便不忍目睹，插著稻草賣兒賣女的，舉家奔逃的，路邊餓死的人連張破草蓆也沒搭一塊。過路人對他說，小同志，別往下走了，你有錢有糧票都買不到吃的。

他這個孝子回學校後一字未提母親是餓死的，一字不提鄉下飢餓的慘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