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說了好多不該說的事。”但大姐嘴邊馬上掛了一絲笑容：“你命還是比我好，你看那年這纜車壓的就是五弟。當時你還沒讀小學，還不到六歲，就曉得一個人跑去坐船，到從未去的白沙陀造船廠找母親。誰也沒想到你能。”

“你記錯了，我是走了二個多小時的路。當時我身上哪來坐船的錢？”我說。

“好吧算我記錯，不管怎麼說，一個五歲半的小孩能走那麼遠的路，沒迷方向。看來你還是這個家裡的人。”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突然警覺起來。“為什麼我‘還是’這家裡的人？”

“就是嘛！”大姐口氣一點沒變，“看你為五弟的事能吃這麼大的苦，你還沒懂事，我那時二十二歲了，從巫山農村回家生大女兒沒有多久，就明白你不會象我，你是這家裡的人。”

“為什麼我在這個家裡不會‘象’你？”我差不多抓住了大姐的衣服。我不知道大姐是說漏了嘴，還是有意賣個破綻引我上路。

五哥拿著小竹箕，裡面已有不少幹豌豆綠豆，都是我和他從纜車上的鐵軌和石縫中一粒一粒撿的。纜車上貨卸貨間總有不少孩子，趴跪在地上，用手指挖麻袋裡漏出的豆子米粒，只是不象災荒年搶得那麼兇。饑荒算是結束了，糧食還是不夠吃，大人還是讓孩子去拾，拾一點算一點，幾天積下就是半土碗，頂一頓飯的糧食。1968年初夏，我記得我在纜車道外的沙灘，發現草裡有幾根香蔥，很興奮。但我聽到纜車啟動的鈴響，就警覺地站起身來讓開，手裡滿是泥沙。

那天上午，向上開的纜車是空車，向下滑的纜車裝貨，從倉庫運糧食到江邊的船上。空車上坐著四五個男孩，五哥也在其中。開纜車和裝卸工人，沒管這些幾乎是熟面孔的孩子。一個孩子從五哥的竹箕抓了一把豆子，從不與人爭鬥的五哥，從那孩子的竹箕裡抓回一把。那孩子一用勁，就把坐在前邊的五哥推下車，纜車的後輪壓住了他的左大腿，開纜車的師傅馬上停車。

我隔得不遠，看得真切，跟著五哥慘叫聲哭喊。家中幾個姐姐哥哥，唯有五哥對我最好：他從不欺負我，還教我識字。有吃的自己不吃，也讓我吃。他因為嘴有殘疾，愛躲著人，被家裡人呵斥，也不吵不鬧。

聞訊趕來的二姐，背起五哥就跑，一路血流灑下來。二姐扯下五哥的褲腰帶，紮在他鮮血淋漓的大腿根。我回過神，跟在他們的後面。

武鬥最兇的時候剛剛過去，兩派繼續上繳武器，但同時還在使用大炮、輕重機槍和坦克，市區水陸交通時而中斷，電、自來水供應緊張。石橋廣場診所和區一院那天都沒開門，怕醫治武鬥一派受傷者，另一派知道了來砸來打。

二姐敲開醫院的門，在那兒大鬧起來，說小孩被纜車壓了，與派仗有什麼關係？醫生被二姐那股拼命的氣勢洶洶嚇住了，正在猶豫是不是收下五哥。我一個人奔出醫院，沒有回家，而是對直朝江邊跑。天上烏雲騰騰，連雷也未響一個，立即下起雨來。雨把遠的山巒拉近，把近的山巒推遠。

我沿著江邊不知走了多少小時，等我在造船廠找到母親時，雨已變小，輕輕渺渺地飄灑，陰鬱的天色，暗如傍晚。母親戴著草帽正在和聯手從船上往岸上抬油漆桶，看到泥人似的我在叫她，扔下扁擔就奔了過來。

大姐在我有前面了走出了好遠，我趕了下去。她剛才說的話，我怎麼想都不對勁，我得抓住這個機會，不想讓她溜掉。

“你性急啥子？”大姐沒象上次那麼推來推去，爽爽快快地說：“我還沒講到在新社會，我是什麼樣的身世。”

2

袍哥頭子被捕了。1950年，共產黨決定用大兵力剿四川的反共遊擊隊。大鎮反大肅反延續了好幾年。重慶逮捕了所有袍哥頭目，各種道會門的頭子。城裡的幾個刑場每天槍斃人，斃掉的人大多沒人敢去認領，就地挖坑埋了。南岸的刑場在柿子溝，被槍斃的還有寺廟主持法師，好多老頭老太、虔誠的佛門信徒，為法師之死暗暗悲泣。但這一帶的老百姓，卻興奮得天天茶館客滿，也許是重慶人喜歡吃辣椒，吃出來的好事性格。

母親挺著大肚子，抱著女兒在家裡戰戰兢兢。

有人悄悄給她捎來口信，袍哥頭子在監獄裡，要她帶女兒去監獄看望他。母親猶豫不決，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清晨，母親雙眼紅腫，出了家門，她沒有帶大姐。

母親大著肚子在監獄門口小房間裡，報了名字，登了記，卻沒能被允許見面。反落了個記錄在案，坐在回南岸的過江輪渡上，她氣惱萬分，但一點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