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更能吸引我們的注意，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潛在的危險。

在數百萬年的進化過程中，我們的大腦形成了否定傾向，這是因為不具有否定傾向的動物和早期的人類在自然選擇中得到了血的教訓：小瞪羚羊湯姆愉快地四處走動，不時地低頭吃草，突然，它發現自己身處一群獅子中間：“啊，早上好啊，老夥計。你的牙真鋒利……”

過於冒失使種群的規模減小，繼而後代也越來越少，正如羅則的精妙描述：“肉食動物的威脅是致命的威脅。”生存意味著睜開眼睛，豎起耳朵，經常向上看，觀察茂密草叢中的幽靈——善於發動突襲的獵豹、飢餓的印度豹、證券和外匯委員會的秘密調查員。易受驚嚇，或者說否定傾向成為了倖存者的顯著特徵。

實際上，我們已經進化出至少3個與逃離危險相關的獨立神經系統。在脊髓層面上，我們對疼痛產生反射。在腦邊緣系統，我們具備了動物的全部逃跑和防衛反應技能。在皮質層，我們也仔細考慮了可能會持續困擾我們的各種惱人的和可怕的事物。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所有的時間都處於易受驚嚇的狀態，我們將永遠不會起床，也永遠不會開創一項新事業，更不會去工作。就算我們去做，事後也會關上門，躲在桌子底下逃避所有問題，這種行為在新上任的管理者中間不是沒有聽說過。所以神經學家們創立了一個理論——“正面抵消”，即進化過程使我們的大腦具備了積極傾向，激勵我們前進而不是後退，因此使我們能夠和其他人出去約會，或者是申請一份重要的工作，或者是去熙熙攘攘的酒吧。

根據芝加哥大學的研究員約翰·卡西奧波的觀點，管理前進和後退的大腦系統有著顯著的區別，就像大腦的不同部位分別控制著視覺和聽覺一樣。此外，它們能同時起作用。否定傾向和正面抵消的相伴相生，是我們必須不斷冒險外出活動以滿足日常需求這個進化過程所帶來的副產品。“例如在熱帶稀樹大草原，即使有肉食動物到水邊獵食，動物們也必須到那裡去喝水。”卡西奧波寫道。

人類習慣於在思考各種美妙事情的同時考慮那些會引起驚慌的事情，而不是先思考一件事情，然後再考慮另一件事情。人們能夠熟練地做出有細微差別的決策，即何時小心翼翼地走近一些，以及何時飛速逃走。一隻非常優秀的瞪羚羊有著足夠的否定傾向，能夠瞬間對獅子的威脅做出反應，當它發覺獅子其實是另外一隻吃飽了的、在水源周圍閒逛的動物時，也具備足夠的正面抵消來走過去喝水。因此瞪羚羊能夠在恐懼的環境中繁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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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傾向與人類行為（1）

20世紀60年代，否定傾向的觀點第一次出現在學術界，但羅則指出這種否定傾向早就曾作為生活中的事實大量出現，從莎士比亞的作品（“人們做了惡事，死後免不了遭人唾罵，可是他們所做的善事，往往隨著他們的屍骨一起入土”）到俄羅斯的民間傳說，（“一勺焦油能毀掉一桶蜂蜜，但是一勺蜂蜜對一桶焦油沒有什麼影響”），其都出現過。後來，在神經學家和實驗經濟學家們試圖解釋那些明顯非理性的人類行為時，否定傾向再次引起了他們的興趣。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種進化的本性依然對現代世界中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有著巨大影響。

例如，在對目標人群進行調查時，民意測驗專家和營銷主管感到最要命的是人們經常說一套做一套。在1993年的蓋洛普民意測驗中，85％的美國人贊成死後器官捐贈。但是隻有28％的人真正簽約成為志願捐贈者。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不一致呢？卡西奧波認為這個調查是建立在否定傾向的基礎上的，在這種情況下，對死亡的恐懼與非理性的猜測交織在一起——即患病的捐贈者要冒著醫生為獲得免費器官而提前動手術摘除他們器官的危險。在某些層面上，這種情形下的醫生和河邊的鬣狗一樣危險。

一旦我們意識到了否定傾向的存在，卡西奧波建議，我們能夠透過更好地教育人們來對抗這種行為，關鍵是醫生不要做那樣的事情，也不要讓醫生知道現在還活著的病人是否是器官捐贈者。這樣，一旦捐贈者不想兌現承諾，他們可以決定退出。美國雖然鼓勵人們加入捐獻，但由於否定傾向在起作用，每年有6　500人會因得不到捐贈的器官而死亡，而世界範圍內的死亡人數達到了兩萬。十幾個歐洲國家，包括西班牙和法國，都採用了其他相應的措施，在這些國家因缺乏捐贈器官而導致死亡的情況要少一些。

否定傾向同樣有助於解釋我們為什麼會對虛誇的經濟損失感到恐懼，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