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比沃格拉夫”和“維太格拉夫”兩家公司還能存在。前者專門拍攝新聞片；斯圖亞特·勃拉克頓創辦的“維太格拉夫”公司則是以拍攝兩部成功的故事片而開始製片工作的。這兩部故事片一部名叫《屋頂上的竊賊》，另一部是在美西戰爭剛開始時拍攝的愛國影片《扯下西班牙旗》。但愛迪生的控訴卻使這一缺乏資本的公司出品大為減少。1898年以後，美國的故事片只有愛迪生公司攝製的一些影片和“比沃格拉夫”公司為自己的電影機攝製的色情短片。由於缺乏競爭，所以這些影片在質量上一直很差。

商人們看到，這種新奇的玩意兒能夠立即發財致富，便拼命地擠進這種欣欣向榮的事業中來。儘管有不少人想努力成為電影製造商，但是能夠壟斷這個行業的只有3家美國公司。內中愛迪生影片公司和比沃格拉夫影片公司，從電影鏡箱時期起就已從事這個行業；維太格拉夫影片公司則是在1899年才踏進這個圈子的。它的兩個創辦人——布萊克頓和史密斯早在1896年就合作經營影戲業，那時愛迪生還未認識到製作電影會得到那麼大的利潤，他把一架放映機賣給前來訪問他的、在報館裡工作的美術家布萊克頓。不久布萊克頓就同他的朋友——職業魔術家史密斯把放映機改造成了一架攝影機。

到了1900年，投影大受公眾的歡迎。在美國大多數城市中，任何有空地的地方都建起了小電影院。在一些大劇院，歌舞雜耍表演結束後也要放映電影。觀眾總希望能看到新的電影。由於觀眾發現節目後放映的片子他們已經看過，便開始退場。因此，需要不斷增加影片數量。

這個時期，對影片需求的增加還有另外兩個原因。一是美國的移民數量不斷增加，他們幾乎不會說也聽不懂英語，但他們能欣賞和理解無聲片，而且也花得起這種短暫娛樂所需要的幾分錢。正如法國喬治·薩杜爾所說：“‘鎳幣戲院’從社會最貧苦的階層中招來它們的顧客，特別是以每年當時超過百萬之眾來到美國的移民，為它們的重要主顧。這些移民，大部分來自中歐，因為不懂英語，看不懂美國的戲劇，所以只好到雜耍場、音樂館和‘一分錢遊戲場’來消遣。”因此，美國電影的內容，從它們開始起就不僅成為一份重要的史料，而且成為美國先後本身的刺激力量和教育者。美國著名電影導演、電影史學家兼評論家劉易斯·雅各布斯指出：“電影除了提供一個社交機會和感情經驗以外，還給觀眾送來了資訊和觀念。在1902—1903年移民達到高潮時，電影突出地教導新來的移民怎樣尊重美國的法律和秩序、瞭解國內的行政組織，以及取得美國公民身份和美國國籍所產生的自豪。電影使他們熟悉國內外發生的各種事件，因為這些毫無辨別能力的電影觀眾，看了拍下來的東西以後都深受感動，並把它當作真人真事加以接受，電影自然是最有能耐和說服力的。它向移民、窮人和普通人民介紹美國社會的形態，要比任何其他工具更加鮮明生動。從它一開始起，電影除了是一種商品和一門發展中的工藝之外，也是一種社會力量。”

第二，在這個時期，由於歌舞雜耍演員的罷工，劇院老闆希望弄到更多的影片以保證他的劇院不至於關門。到1900年末，“雜耍劇院”的經理們聯合組成了托拉斯以便壓低演員的工資等級。演員們為了對付這一措施，成立了一個名叫“白鼠社”的工會，發動了一次罷工。許多“雜耍劇場”遭到這個措手不及的打擊，弄得關門。而另外一些“雜耍劇場”卻決定不惜犧牲血本，維持營業來打退罷工，開始放映活動電影。這樣，觀眾源源不絕，紛至沓來，使得經理們大為驚訝。不久，“雜耍劇場”托拉斯便公認電影是最有效的武器，可以用來抵制因罷工而引起的“解體、破產和羞辱”。

這種2分鐘的電影繼續上映，作為輕歌舞劇院和小商店用以吸引人的東西，一直到20世紀初期。1905年，賓夕法尼亞出現了第一家“五分鐘影院”。儘管環境不佳，但人們很難抵制電影的誘惑，它生動、直觀，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兩年來，“五分鐘影院”已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開業的影院數量近5000家。這些影院票價一致，非常低廉，投資很少，而所得的贏利卻極巨大。很多這種電影院每週獲得的贏利，就足夠開辦一所新的電影院。

長期壟斷影片生產的愛迪生，曾大量複製歐洲競爭者的一些作品。當版權法禁止這種複製的時候，他又用齊卡式的辦法來代替複製。過去是新聞片攝影師的埃德溫·波特，此時成了愛迪生攝影場的導演。

世界電影史告訴我們，如果歐洲和美國的革新者們沒有發現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