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於錄製音樂。1888年的亨德爾音樂節，在水晶宮舉行了第一次留聲機音樂錄放表演。愛迪生的僱員w　k　L迪克遜的報告雖說有些偏見，但它到底表現出了當時給人們留下的印象。他寫道：“水晶宮音樂堂的新聞記者席上豎起了一個特大的號狀聲音接受裝置，它在幾幕聲樂和器樂的表演中，將作曲家悠揚的樂調全部收集進去。在演奏亨德爾的《以色列在埃及》時，一架震耳欲聾的風琴和一支龐大的樂隊齊聲轟鳴，而這一宏偉雄壯的曲調，連同它所包含的感情變化、音色差異，都被這臺留聲機以幾乎不可思議的精確性再現出來。”

由於這種新機器在錄製音樂上前景更廣闊，愛迪生公司把全部人力物力都投在了錄製音樂的生產上，在這幾年當中，工廠為了應付紛至沓來的定貨，幾乎到了手忙腳亂的地步。為了使轉筒的蠟質量提高，他要羅莎諾夫完成這一研製任務，羅莎諾夫最後用了整整18個月的時間研製出來了。

愛迪生轉筒式唱機的第一次真正威脅來自唱片的出現。唱片之成為可能，是因為研製出了一種能夠左右移動的唱針，這種唱針導致了新型錄音系統。第一張唱片僅能持續1分鐘到1分半鐘，然而，到20世紀初葉，這種唱片已能持續4分鐘，因此，唱片開始侵入了唱筒佔據的市場。

為了與唱片競爭，愛迪生在紐約開辦了一家錄音室，錄製大都會歌劇院的某些表演。但是愛迪生公司所錄製的樂曲只能按照愛迪生本人的觀點去進行選擇。他說：“公眾的口味是十分原始的。我的目標是以最健康的曲調獲得最大數量的聽眾。”

10年以前，愛迪生曾宣稱，留聲機的用途將是多種多樣的，其中包括研製會說話、會唱歌、會哭、會笑的玩偶和裝有能夠發出聲音的機械玩具。然而，10年過去了，留聲機已經有了重大改革和推廣，但市場上仍然見不到會吼叫的玩具獅子和會長鳴的玩具列車。因此，愛迪生集結250名工人投入了在玩偶中安裝“必要的聲話裝置”的工在玩偶的肚皮內，裝有一隻微型發聲用的轉筒，用鑰匙上弦驅動它旋轉。上好弦後，一根小軸就帶動了整個機械裝置，唱針在滾筒上滑過，錄好的詞句就從穿孔的鐵肚皮中發出。工廠每天能生產500個這樣的娃娃，顧客可根據需要選擇不同的發聲內容——主要是童謠，皆由女工錄製。這些玩偶並不只侷限於背誦童謠。1889年聖誕節，愛迪生送給奧國王儲的小女兒伊麗莎白一隻玩偶，這隻玩偶所講的話中，還包括她的一位親戚為奧王寫下的詩句。

愛迪生的新型留聲機在保真度方面已遠遠超過了他早期的設計，他不失時機地佔領了玩具市場。他的顧客不僅有格雷德斯通先生，而且包括了維多利亞女王。女王在愛迪生送給古勞德上校的唱機上錄下了自己的一段話。其他在留聲機裡留下祝願之詞的人還有亨利歐文、《十九世紀》雜誌編輯詹姆斯諾爾頓、福斯橋的建造者約翰福勒爵士、阿伯丁伯爵等等。

兩年後，在柏林德皇的皇宮裡舉行了留聲機表演，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看後表示，留聲機也可用來錄製外交談判的內容。他認為，這“對外交家們來說將是件危險的事，但也是好事，因為這樣他們就不得不講實話了”。據《泰晤士報》報道，俾斯麥“還對留聲機可能用來傳達命令深感興趣。因為它不僅可以免去書寫過程，還可以在不見其人的情況下接收官員及其他人的報告。”

在俄羅斯首都彼得格勒中央公園公開展示的時候，會場擠得連放腳的地方都沒有。宣傳員把唱機放在臺上，播放預先錄好的俄羅斯國歌，接著播放音樂，最後播放“吉爾諾夫事件”，突然一隊警官擠進會場，粗暴地將唱機破壞了。“吉爾諾夫事件”是童話似的東西。內容諷刺俄羅斯皇帝的政治，數年前該書即被禁止發售，違犯者最重的可處死刑。現在這架唱機也被處了死刑，宣傳員當然只好連連道歉。唱機也運抵我國的西藏。

愛迪生曾設想以留聲機充當辦公用品，他聽說托爾斯泰平均每天要答覆25封來信，這樣送他一臺留聲機。此刻他也不願放棄轉筒，改用唱片。他在1909年推出的一種從兩分鐘增加到4分鐘的密紋唱筒，雖然質量很好，但卻沒有好到足以使公眾拋棄唱片而購買唱筒的地步。直到1913年愛迪生才做出廢棄唱筒的妥協。接著，愛迪生公司推出平面唱片奪回了失去的市場。當1914年歐洲發生的戰事切斷了留聲機必備原料的供應，迫使愛迪生作出他最成功的一次應變發明後，愛迪生的唱片創造了年銷量1萬張的紀錄。

在愛迪生研究專案中居優先地位的是，以留聲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