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也許還在某個地方，但要把它找出來太費力，重新複製一份也極其昂貴。

在我看來，影象世界，尤其電影世界，再好不過地說明了科技飛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我們出生在這樣一個世紀裡，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發明了各種新的語言。我們的對話若是在一百二十年以前進行，那麼我們將只能談戲劇和書籍。收音機、電影、錄音、電視、合成圖片、漫畫等在當時並不存在。然而，每次新的科技產生，必會力證自己超越以往一切發明與生俱來的規則和限制。新科技期待自己驕傲而獨一無二。新科技彷彿自動給新使用者帶來了某種隨時可以上手的自然能力，彷彿隨身帶有某種新的天分，彷彿隨時準備著肅清以往科技，並把那些膽敢拒絕它的人變成過時的文盲。

我一生都見證著這樣的勒索。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任何新科技都需要接納某種新語言的漫長過程，我們的腦子越是被前一種科技語言格式化，這個過程也就越是漫長。自1903—1905年以來形成了一種新的必須認知的電影語言，許多小說家以為可以從小說創作直接轉入電影編劇。他們錯了。他們不知道，這兩種文體——小說和劇本——事實上運用著兩種迥異的寫作方式。

科技絕對不是一種便利。它是一種約束。還有什麼比為電臺編排一場戲更復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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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雞用一世紀學會不過街（1）

託納克？回到技術突變的問題，它是否造成我們疏遠書籍？今天的文化工具無疑比那些奇蹟般地歷經時間考驗的印刷初期出版物更脆弱，更不持久。然而，無論我們願意與否，這些新工具在顛覆並使我們遠離書籍所限定的思維習慣。

艾柯？事實上，科技更新的速度迫使我們以一種難以忍受的節奏持續重建我們的思維習慣。每兩年必須更新一次電腦，因為這些機器就是這麼被生產出來的：過時到一定期限，維修比直接替換更昂貴。每年必須更換一臺車，因為新款車更有安全保障，有各種電子噱頭，等等。這種新科技導致人們形成新的思考模式，這要求我們不斷作出新的努力，更新的期限也越來越短促。母雞可是花了將近一個世紀才學會不去過街。它們最終適應了新的街道交通狀況。我們卻沒有這麼多時間。

卡里埃爾？我們能否真的適應一種不斷加快、無法正當化的節奏？以電影影象剪輯為例。有了錄影短片，我們的節奏已經快得不能再快了。而除此以外，我們什麼也看不到。我是想說明一種技術如何孕育它自己的語言，而這種語言又如何反過來強制技術的發展，這種情況總是越來越倉促地發生。在我們今天看見的美國動作大片（或號稱美國動作大片）裡，任何鏡頭不能超過三秒鐘。這已成為某種規則。一個人回家，開門，脫外套，上樓。什麼事也沒發生，沒有任何潛在的危險，整個場景分成十八個鏡頭。彷彿技術本身帶上了動作，彷彿動作就在攝影機裡，而不是攝影機所展現的內容裡。

電影起初是一種簡單的技術。人們架起一臺攝影機，拍下一幕戲劇場景。演員上場，表演完畢，退場。但人們很快發現，把攝影機放在一個活動推車裡，就能拍出並在螢幕上看到連貫的影象。攝影機可以具備、製作和還原一次運動。於是，攝影機就活動開了，一開始還很小心，只在攝影棚裡，後來漸漸成了一個角色。它一會兒向右，一會兒向左。在此之後，還必須把兩個鏡頭剪在一起。這就是透過剪輯實現的一種新語言的開始。布努埃爾和電影生於同一年，1900年。他告訴我，　1907—1908年他在薩拉戈斯看電影，有個拿著長棍的“講解員”，專門講解螢幕上的情節。當時人們還不怎麼理解這門新語言，還沒有掌握它。從那以後，我們漸漸習慣了這門語言，但在今天，偉大的編劇們從未停止提煉它，完善它，甚至於讓人覺得慶幸地“敗壞”它。

我們知道，正如文學，電影也有一種自覺華麗矯飾的“貴族語言”，一種通俗平庸的語言，甚而就是一種俚語。我們還知道，正如普魯斯特談起那些偉大的作家，每個偉大的編劇也都在（至少部分地）創造屬於他自己的語言。

艾柯？義大利政治家範範尼同樣出生於世紀初，也就是電影尚未普及的年代。有一次，他在採訪中說，他當時不常看電影，因為不明白，在反光鏡頭裡看到的人物與前一秒鐘正面看到的是同一個人。

卡里埃爾？事實上，必須特別小心，才不會讓走進一個新的表達領域的觀眾迷失方向。在一切古典戲劇裡，故事情節在我們眼皮底下展開。莎士比亞或拉辛的一幕戲裡沒有任何剪輯。舞臺上和觀眾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