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擺著四書五經、《金剛經》，供起了菩薩，燒上香，完全是一副迂腐不堪的老學究形象。

1939年春節過後，張逸仙給上海的楊奠坤連寫了兩封密信，均未得到迴音。張逸仙與上級徹底失去了聯絡。

呼蘭河畔

1940年春，張逸仙終於打聽到第二情報組的一位聯絡員尚在呼蘭縣城。於是，他滿懷喜悅前去找這個叫韋昌泰的人。不料，韋昌泰對革命已經失去信心，自己一個人逃回了關內，張逸仙和上級組織聯絡的希望又破滅了。

與組織失去聯絡，不能繼續戰鬥，對張逸仙來說是件痛苦的事情。為此，他決定冒一次險，到哈爾濱蘇聯使館去設法接上關係。

春節過後，張逸仙來到哈爾濱，住在泰來街裴志堂的大女兒家，伺機與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接觸。

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始終是日偽特務機關監視的重點物件。哈爾濱日本特務機關與日本憲兵隊專門派遣特憲人員組成“特別外事班”，以蘇聯駐哈爾濱總領館為目標進行諜報工作。他們在南崗花園街與木介街拐角的日本軍官宿舍樓頂設立了秘密監視哨，不分晝夜地監視蘇聯總領事館內的活動。

3月的一天，張逸仙身著貂皮領大衣，頭戴旱獺帽，裝作一副紳士派頭，很自然地從木介街（今耀景街）的蘇聯總領館門前走過。這一次純屬“火力偵察”。他發現了領事館右前方樓上的觀察點和大門口左右幾個可疑的“小商販”。看來，想和領事館內的人直接取得聯絡實在是太困難了。

入夜，張逸仙躺在住所苦苦思考：如何能接上關係呢？記得1934年去莫斯科的前夕，蘇聯領事館的一名工作人員曾給他們送過去蘇聯的證明材料，這表明領事館內肯定有情報人員。他又想起，1936年伊萬諾夫在動身去上海的前夕，曾對楊奠坤說，哈爾濱蘇聯總領事館有一個叫庫茨涅佐夫的人是主管國際情報工作的。對，就找他！給庫茨涅佐夫寫封信。於是，張逸仙翻身坐起，用俄文寫了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