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但是對這種聯絡性要麼不理解，要麼主動地否認它。而對於女人們來說，強制的依賴性更經常地與家庭角色聯絡在一起，後者已經成為一種物戀——儀式性地捲入諸如家務瑣事和孩子的需求之中。

那些設法在治療水平上幫助他人擺脫迷戀關係的人所做的工作，再次提供了一些影響那些關係的有關結構轉化的線索。在此我們又一次碰到了純粹關係呈現的中立性，以及與自我反射目標和融會之愛模式之間的密切關係。依戀的紐帶：①不允許將對自我和他者的監視看成純粹關係的核心；②將自我—認同隱藏於他人或固定化的慣例之中；③防止向他人開放是？密的前提條件；④傾向於儲存不平等的性別差異和性習慣。

每一種治療計劃的第一條律令都是反射性的：即認識到你有問題，然後憑藉認識的力量去著手解決問題！在嗜酒者自助小組，“降至最低點”是一個經常用來描述一些人精神狀態的術語，他們會說：“糟到極點，我就會開始變好。”在做出決定之後，你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需要一種打擊來促使你採取行動。這打擊可以是遭到拒絕、遭遇車禍或受性伴虐待，也可以是不省人事或者受內心焦慮的煎熬。這些傷害性的後果就如同給健康的身體注入了一針強心劑一樣。夏洛特·卡蘇：《女人、性和癮》，第340頁，曼德里恩出版社，倫敦，1990。採取行動的決定通常涉及一個問題：要保障迷戀性關係之外的其他人能提供幫助，因為這是獲取原初距離和支援的最重要方式。

反射意圖的發展包含著對作為基本出發點的選擇的認識。在這裡要強調指出，選擇意味著對一個人所承受的侷限和壓抑的評價：這是一種評價機會的方法。有著者將反射的時刻稱作“自我交談”。自我交談是一種重新安排，一種思考的途徑，審察現成的慣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或者放棄（如果可能）。對選擇的認識意味著對那些支援依戀性模式的“消極計劃”的克服。下面是依戀性計劃的一些表白：

“我不能做”；

“我知道那樣做不行”；

“我不是那塊料”；

“我創造性不夠”；

“我絕不可能有足夠的錢”；

“我與老闆合不來”；

“我似乎從未有足夠的時間去做完所有的事……”

如此等等。沙德·海爾姆斯戴特爾：《選擇》，第47頁；袖珍本出版社，紐約，1989。

我們應該擺脫那種幼稚的、近乎極權主義的禁令的束縛，以避免產生如下所有這些想法：相當明顯，“我不會做”，“我知道那樣做不行”以及其他的說法，通常可能是對任何既有語境中的機會的切實的評價。反射性是從迷戀中解放自己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儘管如此，那種計劃對於行為的重要性仍然是顯而易見的。

由此可見，選擇直接反映到自我的本性。知道一個人需求什麼，有助於確定他是什麼樣的人；而找到一個可靠的自我—認同是確認需求什麼的基礎。“每天可能有一千次的瑣碎的選擇。所有選擇都值得考慮。”沙德·海爾姆斯戴特爾：《選擇》，第97頁；袖珍本出版社，紐約，1989。但其中有些選擇更重要一些。強制性關係，誠如治療性文學雖用語不多卻反覆闡述的那樣，拉開對自我—認同進行反射探索的序幕。因此，卡蘇把互相依賴的個體準確地看成“一些其核心身份未得到發展或未被認識的人，這些人維持著一種依賴於外部接觸而建立起來的虛假的身份”。

迷戀與親密問題

相互依賴型個體習慣於從他人的行動或需要中發現自己的身份；但是，在任何一種迷戀關係中，自我都趨向於和他人融合，因為迷戀是基本安全的最初來源。在治療或自助組的早期階段，人們所表明的目標之一就是“放任不管”，即放棄相互依賴性所特有的控制他人的企圖。她被鼓勵著努力擺脫他，或自己擺脫掉授權給他人的“無言契約”。這是一個很難完成的過程，儘管表面上顯而易見：她的談話將不再持續地集中在“他”想什麼或做什麼，“他們”說什麼，“我的丈夫”或“我的情人”說什麼。在酒鬼伴侶扶助小組，放任不管被貼上“愛情分離”這樣一個庸俗透頂的短語標籤，以稱謂這樣一種真實的現象——形成一種能力，即相互依賴者既可以繼續關心他人又不必背上被他或她迷戀的包袱。海伊斯：《精明的愛》，第63～64頁；艾羅出版社；倫敦；1990。

那些乍看起來似乎是鼓勵個人主義甚至自戀的東西，更應該被理解為一個為融匯之愛提供可能性的根本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