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宋驍飛覺得文化改革勢在必行。宋驍飛與北大校長蔡元培、教育總長嚴復、參議院議長容閎、司法總長梁啟超座談商議後，決定提前發動歷史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於是，1904年1月15日，中國迎來了兩位陌生人：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位來自西洋的先生，成為中國啟蒙運動最深入人心的形象，他們在風雨如晦的暗夜裡為國人點亮了耀眼的燈塔，照亮中國人精神黑夜前行的目標和方向。

在宋驍飛的支援下，梁啟超主辦了《少年中國》新雜誌，慷慨激昂地宣誓，德先生和賽先生是新思潮的兩大理想，是現代文明的兩大目標。宋驍飛還親自為《少年中國》寫了發刊詞，其中熱情洋溢寫道：“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的世界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國民政治。我們物質生活上需要科學，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離開科學也很危險。科學和民主兩者都牽涉一種心力狀態和一種行為的習慣、一種生活方式，凡事都應該‘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尊重事實。尊重證據’。道德也應有善惡之分。惡的道德，便是偽道德。譬如封建社會男人的長辮，女人的小腳，都應該統統扔掉！唯有民主和科學才可以救中國，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梁啟超也寫了一篇大氣磅礴的《少年中國說》，鼓勵青少年追求科學和民主：“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翕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一時間，國內輿論為之一新，報紙紛紛主張“以科學代宗教”、“科學的人生觀”。一些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人，則被宋驍飛下放到農村住牛棚，包括北大教授辜鴻銘。為了民。主的早日到來，宋驍飛又不民主了一次，對封建**、宗法制度、三綱五常開炮，表達了國家對此次新文化運動的支援。不過，宋驍飛沒有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對於一些傳統禮儀作了保留，檢驗的尺度便是人性，凡是符合人性的道德，予以保留和鼓勵，比如祭祖的風俗，這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信仰，到了二十一世紀也沒改變，這也是孝道文化的一部分，宋驍飛表示認同。

在北京大學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的雕像落成典禮上，天空萬里無雲，開闊的藍天下，校園裡的白玉蘭花飄來陣陣花香，宋驍飛對主席臺下的一萬多名北京高校的學生髮表了《一個自由思考的時代》的演講，鼓勵學生的個性自由，宋驍飛慷慨陳詞：

“這個時代最大的痛苦，不是物質的匱乏，而是自由思考精神的丟失，是多數人的沉默或媚俗，是個體的世界得不到承認，是個人無法自由獲取知識和追求真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在這個物質極大豐富的時代，會感到個體精神世界的虛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很多年輕人，奢談理想和奮鬥。

自由思考，是一種質疑和反思的精神。我們相信，自由思考，是人們精神世界最低層次的需要，就像餓了就需要吃飯，渴了就希望喝水。我們相信，自由思考，是個體意識萌芽的土壤。我們相信，自由思考，是人存在於時空的意義所在。

我們之所以強調自由，是因為自由地獲取知識是探索真理的先決條件。我們相信真理，是透過有理性的人自由討論得到，而不是由某個權威振臂揮出。權威固不可少，但對權威的頂禮膜拜必須打倒。

我們之所以強調自由，是因為我們相信自由是自然普遍的法則。正如每一片紅葉，每一叢翠竹，每一點晴霞，只有在自由的山間，才顯得如此美麗。

我們之所以強調思考，是因為思考是通向自由王國的必由之路。貧瘠的土地，會產生讓人唏噓不已的悲劇，但精神的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