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當時才三、四歲，孤兒寡母，裴行立之舉無異雪中送炭，誠為大丈夫所為。這一善舉，淹沒於茫茫歷史之中，筆者代為“鉤沉”。

李錡被誅後，有司奏請毀平其“祖考冡廟”，也就是說要扒淮安王李神通數代人的墳頭和祠堂，幸虧中丞盧坦上言，表示李神通等人有功於社稷，淮安王老骨頭才沒有被挖刨出來譭棄。

平定鎮海後，官府抄沒李錡家財，準備全部運往長安。翰林學士裴垍、李絳進言：“李錡僭越豪侈，割剝六州百姓以自肥，多枉殺屬下官民以私其財。陛下憐百姓之苦，才發兵誅此凶逆之人。如果把李錡家財輸送京城，臣等恐遠近失望。不如把李錡逆產賜予浙西百姓，代替今年租賦”。

“上（憲宗）嘉嘆久之，即從其言”。此時的唐憲宗，英主英才，偉大興榮又正確。

不久，官為集賢校理的白居易作樂府等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讀畢很高興，“召入翰林為學士”，此舉，也是中國歷史上詩人為數不多的得幸美談之一。

群狼俯首甘稱臣——河北成德、魏博二鎮的“歸順”

李錡滅後，諸鎮惶恐，山南東道節度使於頔“憚上英威，為子（於）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翰林學士李絳認為於頔是虜族（此人是代北拓跋氏後代），公主下嫁太屈尊俯就。憲宗獨斷，說：“此非卿所知”，嫁女給於季友，“恩禮甚盛”。於頔喜出望外，不久，就屁顛顛“入朝謝恩”，由此，山南東道一鎮，也歸於唐室直接統治之下。可見，唐憲宗是不惜血本以治藩鎮，該打的打，該扶的扶，該送女人的送女人，用盡招數。

勵精圖治之餘，憲宗朝君臣對當時形勢有著明晰正確的分析：當時唐朝能收到錢物的稅戶才一百四十萬戶，比天寶年間稅戶少四分之三；而唐朝吃軍俸計程車卒有八十三萬多人，反比天寶年間多三分之一，大抵是兩戶養一兵，人民負擔極重（這還沒有把水旱天災以及臨時徵調估算在內）。

此外，元和初年一段時間，憲宗皇帝廣開言路，信用裴垍、李絳盧坦等忠介之士，一改德宗時代廢相權一攬天下細務的作法，推心委政事於宰相。同時，皇帝又能察納雅言，虛心求諫，故而元稹、白居易等人雖常常言語激切，仍獲憲宗優容。

對於宦官，憲宗還是以家奴視之，寵之信之任之卻仍有魄力罷之廢之。吐突承璀為憲宗修安國寺，寺前樹立一塊高五十尺的“聖德碑”，並準備出錢萬緡讓當朝宰相寫碑文。歌功頌德，哪個領導都喜歡，憲宗就讓李絳撰寫碑文。李絳不僅不賺這份天大的“稿費”，反而上諫：“古代堯舜聖君，未嘗立碑自言盛德，惟獨秦始皇於巡遊途中大肆刻石記功，不知陛下想效仿哪類君主！大修佛寺，只是看上去壯麗恢宏，觀遊時賞心悅目，對於陛下盛德沒有什麼益處！”憲宗覽奏，深覺有理。

恰巧工程主持人吐突承璀侍立一旁，他就命這位公公把碑樓拉倒。太監狡黠，柔聲言道：“碑樓太大，根本拉不倒，待為臣慢慢處置。”公公本意是想現在推脫一下，哪天趁憲宗一高興再御筆“開光”什麼的。憲宗勃然，吼道：“多用牛去拉倒！”見龍顏震怒，公公害怕，馬上派人把這一形象工程毀掉。碑樓巨大，用了幾百頭健牛，才把它拉倒。而後，把巨石敲碎、清理，又耗費了不少銀兩。既便如此，仍可見出憲宗初年有過即改的精神和銳意圖治的決心。

元和四年三月（公元809年），地處河北的承德節度使王士真病死，其子副太使王承宗自稱留後。河北三鎮自安史之亂後，與朝廷時戰時和，均是名義上歸順，一直各以長子為副大使，父死子承，完全是一方土皇帝家天下，上報唐廷均是做做樣子，一副“諒你不敢不批”的猖獗。憲宗連除數藩，很想趁機革除河北諸鎮世襲的“習慣”，欲拿承德鎮開刀，準備朝廷自下詔命任新節度使。如果王承宗不服，就要興兵進討。

憲宗青年皇帝愛激動，腦子一熱，準備大幹一場。朝內大臣們都比較清醒，李絳等人紛紛進言：“河北諸鎮不遵國家法度，人神共憤！但現在攻取，不一定成功。成德鎮自王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已經四十多年，王承宗久掌軍務，朝廷如下詔免其兵權，他肯定不會奉詔。此外，范陽、魏博、易定、淄青等鎮，相互交結，均是父子相襲，一旦聽聞朝廷對成德鎮節度使有所易換，肯定會心懷忐忑。這幾個近鄰藩鎮長久以來一直暗中連動，共同進退。如果國家詔討一鎮，其餘幾鎮會藉口助討為名，大開獅口，向朝廷要錢要糧要官，真打起來時，他們肯定會按兵玩寇，坐觀勝負，最終仍是勞費國家人力物力財力。近期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