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由陶行知、朱經農編寫的《平民千字課》是當時被廣泛採用的平民教育教材，“輔導考試自學法”和“連環教學法”是陶行知所進行的識字教育實驗。對此，鄭曉滄、陸志韋、徐養秋、廖茂如和陳鶴琴等東大教授熱烈響應並帶頭推廣、普及。徐養秋在家開設試驗點，陳鶴琴動員自己65歲的母親參加這項試驗。識字教育教材和試驗所使用字彙的根據，來自於陳鶴琴與助手所從事的關於語體文應用字彙的研究成果。對此，陶行知有以下記述：“……東南大學教育科和中華教育改進社近年請了陳鶴琴先生主持編輯字彙，陳先生用了一年半的功夫，做了一本字彙；在一百萬字當中，發現一百零一次以上的字，有一千一百六十五個。我們就應用這科學方法研究所得的字來編輯。我們雖然沒有把這一千一百六十五個字完全編入，但是這本書裡面常用的字，就是由這裡發源。”《陶行知全集》，第十一卷，第154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他曾評價道，在語體文研究方面，“其中以陳鶴琴先生的研究最為系統。他和他的助理九人先後費了二三年的功夫，檢查了九十萬字的語體文，編成了這冊《語體文應用字彙》。這冊報告未付印前已經做了《平民千字課》用字的根據。將來小學課本用字當然也可以拿它來做一種很好的根據”。《陳鶴琴全集》，第六卷，第74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陶行知、朱經農編寫《平民千字課》的宗旨有三：（1）培養人生與共和國國民必不可少之精神和態度；（2）訓練處理家常信札賬目和別的應用檔案的能力；（3）培養繼續讀書看報及領受優良教育之志願和基本能力。《陶行知全集》，第十一卷，第154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而陳鶴琴進行字彙研究的動機和初衷也有三：（1）可用為小學校基本字彙；（2）可用為###教育之工具；（3）可用為編制測驗的根據。陳鶴琴曾說，當時中國正在提倡平民教育，到處是掃除文盲的呼聲。為供識字運動做得更有效，要研究字彙通用的程度，瞭解有多少字是小學生應該學的，有多少字是民眾應該學的，如何把已經社會化的白話文用於課本教材，使人們易學易懂，以達到普及教育的目的。當時，中國國內提倡語體文，北洋政府###通令全國自1920年起小學一、二年級國文一律改為語體文，並從1922年開始在小學全部試行語體文教學。教材編寫的重要基礎就是選用適合兒童學習的字彙，選擇出哪一些字彙是最通用的，哪一些字彙是兒童應該先學的，哪一些字彙應該後學，《語體文應用字彙》為此提供了依據。顯然，陳鶴琴的語體文應用字彙研究是平民教育運動的一個程序和組成部分。

《語體文應用字彙》1922年最初發表在《新教育》第五卷第五期上，經進一步修訂，於1928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修訂過程中，1923年12月1日凌晨，東南大學存放研究資料的口子房失火，據說是因為電路走電，撲救不及，木質結構建築被徹底燒燬，生物系和物理系存放其中的實驗裝置、動植物標本和包括利瑪竇所繪地圖等幾萬冊圖書盡被焚燬，陳鶴琴與助手的部分研究資料和成果也化為灰燼。幸好有一位叫陳紹陶的助理，在失火前，將一部分底稿帶回了寢室，才使他們的研究工作不致全軍覆沒。救火時，陳鶴琴奮力衝進樓內，搶回被自己視為寶貝的顯微鏡。在廢墟面前，許多教授、師生嚎啕大哭，傷心不已。在火災中，同樣損失慘重的還有陶行知，他曾記載道：不料到十一月裡，東南大學的口子房失火，把我所有計劃的記載、蒐集的材料，和親手用萬國音標標記的桑代克氏表中一部分的字，都付之一炬！災後的二三個月內，我在校內預備室尚且沒有一定的佈置，要做這種鋪排的統計研究，簡直不必說了。因此我的研究就停頓了……《陶行知全集》，第十二卷，第76頁，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這場火災過後，陳鶴琴帶領著助手繼續進行關於字彙的研究和編著工作，經不懈努力，終於完成。

作為新教育運動的參與者，陳鶴琴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和成果加入倡導和推行平民教育的行列中。有當代教育史學家評價，這一課題直接影響到中國教育###化的歷史程序。黃書光：《陳鶴琴與中國現代教育》，第37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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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測驗運動（1）

1921年由陳鶴琴、廖世承合著的《智力測驗法》一書作為高等師範學校叢書出版，這是陳鶴琴繼《學生婚姻之研究》、《語體文應用字彙》之後的第三本研究著作，他堅持不懈地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