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陶行知、陳鶴琴在內的新教育倡導者自五四以來所一直致力“平民化”、“大眾化”教育改革的理想和探索、實踐密切相關的。

原上海新文字研究會的成員、著名文字學家倪海曙回憶：從此，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裡，先生幾乎把大部分時間精力，都放在難民收容所的教學實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宣傳推廣上了。他不論出席什麼會議，發表什麼演講，都要談這個問題，而且常常“即知即傳”，當場從口袋裡拿出課本來教。他的熱心不但影響了許多社會名流，也大大鼓舞了群眾。“陳鶴琴熱心提倡新文字”，這是當時上海抗日救亡運動的美談之一，也是“孤島”的頭條文教新聞之一。《懷念老教育家陳鶴琴》，第9頁，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陳鶴琴熱心提倡、推廣拉丁化新文字，不僅作為自他1919年回國後，投身教育事業以來，對普及教育平民化、大眾化的不懈追求和努力，而且更是出於解決難民教育中的現實需要。他發現解決難民中眾多文盲的識字問題是整個難民教育的門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幾年前赴歐洲考察教育到訪蘇聯時受到了啟發。蘇聯有152個不同的民族，其中只有30個民族有文字，其餘122個民族沒有文字。十月革命後，蘇聯用拉丁文將各民族不同文字統一起來。統一的結果是在13年內已有90％的人受到教育，“人人都可以看書讀報，每種報章銷路要以數十萬計算，這是一個驚人的成功”。陳鶴琴繼而闡述了自己的目標：“我們要使文盲認識了文字，那麼世界大事、科學常識、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國民道德才有方法灌輸，而民族文化水準也能逐漸提高了。否則，文盲的百分比常在80％以上的民族，怎樣能實現提高民族文化的目的呢？所以，我們在上海難民收容所中來試驗用新文字掃除文盲，我們的目的並不要廢漢字，而是給難民一個達到認識文字獲得知識的鑰匙，使他們能自動地變成非文盲。”《陳鶴琴全集》，第六卷，第178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當年，與陳鶴琴一同大力提倡、推廣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還有陳望道和趙樸初、劉湛恩、胡愈之、韋愨等人。陳望道是最早將《共產黨宣言》介紹進中國的著名翻譯家，同時也是文字學家。趙樸初曾用拉丁化新文字記過日記。1938年3月20日，中國剷除文盲協會在青年會成立，新文字運動向各領域積極推進：陳濟成負責在中等學校推廣，廖世承、孟憲承負責在各大學推廣，教會學校裡的推廣工作則由李培恩、趙傳家負責；基督教青年會還舉辦了新文字訓練班。在極短時間內，拉丁化新文字在社會上得以迅速推廣、普及。

三　拉丁化新文字（3）

陳鶴琴設計的徽章

陳鶴琴對推廣拉丁化新文字充滿熱情和信心，充分利用一切場合和機會宣傳拉丁化新文字的各種好處。作為一種拼音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只有28個字母，可以用拼音的方法組合形義不同的漢字。1938年5月陳鶴琴在對上海《大美報》記者的談話中說道：“在普及全民教育的便利上著想，新文字實在比原來的注音符號簡單便利得多，新文字的符號比注音符號省略18個字母，在受教育者記憶上，無疑省了一半力。注音符號在字型面積上大小相同，難以區別主要和次要，讀者消費在字面的注意力，每個字母上完全相同，比起新文字的每個組合，字母有顯著的差異與變化，當然感覺前難後易。”他還專門設計了一種徽章，圓形的徽章中間是一把象徵開啟知識之門的鑰匙，鑰匙柄上寫有“掃除文盲”四個漢字，周圍是一圈拉丁化新文字和漢字對照的文字：“我能看書寫字。”1938年3月，在上海新文字研究會舉辦的第一次難民新文字讀寫成績表演會上，陳鶴琴和陳望道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來自各收容所和難童學校的學生們用新文字現場表演閱讀和書寫。表演結束後，陳鶴琴邀請陳望道先生上臺為每位表演者頒發這種徽章。

有一天，陳鶴琴收到一封特別的來信，使他大喜過望。這封信是慈善難民收容所難民邢握真寫的。信中說：鶴琴先生，我是本所的一個難民，沒有機會拜會你，昨天讀過你的民眾課本，才知道你是研究新文字的學者，而且很熱烈地提倡新文字教育。因此給你這封信，請你看一下。

我從前不認識新文字，從去年在正大收容所請朱先生教了一星期，我因為求知識心切，不分日夜地研究，所以不到十天就能看書、寫信、作文章。我又用即知即傳的方法教不識字的難友，他們也很有興趣。不過本所學新文字的班次很多，課本還不夠，希望你繼續努力，你的教育工作，使在這孤島裡面的文盲都叫你是救星呢！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