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戲校的校長是國民黨頑固派張道藩，他是國民黨CC派特務的主將；而石蘊華是這個學校的十分活躍的教師，一定與張道藩關係密切，是CC派特務。就根據這種難以成立的“推理”，康生當即給新四軍的政委、華中局書記饒漱石發密電，將*逮捕。

*被捕後，拒不承認自己與張道藩的關係，也不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的CC派特務。反覆審問沒有結果。饒漱石就派時任華中局情報部部長的潘漢年來審問*。潘漢年長期在江蘇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他知道南京的救國會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地下組織，將救國會與CC派等同起來是沒有根據的。

在審問之初，潘漢年聽了*的“交代”，覺得他說的合情合理，但需要調查取證才能向上級彙報，解除對*的懷疑。此時的*，除了寫“交代”材料外，還寫詩詞表達自己的蒙冤心境和對新四軍首長及朋友的懷念。在潘漢年接手之前，為了套出*的“口供”，特意在*的牢房裡安置一個假叛徒真內線的人物。他將*寫的詩詞以喜歡為名抄下來，偷偷地交給潘漢年。潘漢年從*悼念項英，同情被貶抑的陳毅的詩詞中，更感觸到*的冤情。於是他寫了兩首詩，派人暗中送給*。其中一首寫道：

細雨寒風憶楚囚，

相煎何必數恩仇。

無權拆獄空嘆息，

咫尺天涯幾許愁。

詩中暗示出對*冤案的同情和自己暫時無能為力的心境。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取證工作，*的特務嫌疑得以解除，獲得釋放。從此，潘漢年與*就成為很好的朋友。

1949年上海解放後，潘漢年擔任副市長，*則是潘漢年直接領導下的市公安局局長。他們合作得十分默契。但是，1954年的“高饒事件”，又將*捲了進去。1954年12月31日夜晚，*接到一個電話，要他馬上到北京開會，有專機等待。從此一去不復返。第二年的3月，潘漢年則以特務的罪名被捕。

一直到1980年，才得以徹底*昭雪，但他還是關心他的老上級潘漢年的遭遇。直到潘漢年在1982年*後，他的一顆懸著的心才落到了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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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違紀名教授：聞一多與劉文典

1943年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任教期間，應普洱（磨黑）大豪紳、鹽商張孟希之邀，為其母撰墓誌。張孟希贈他雲土（大煙土）50兩。這件事引起了聯大同事的非議。這年5月，西南聯大按慣例給教師發聘書。清華大學沒有與時為系主任的聞一多商量，就徑自把聘書發給了劉文典。聞一多本就對劉文典的普洱之行不滿，對學校不和他打招呼就發聘書也很惱火。聞即給劉寫信，表明不再續聘，聲稱即便發了聘書也要收回。信中不無譏誚：“昆明物價漲數十倍，切不可再回學校，試為磨黑鹽井人可也。”發此信前，聞一多曾找到時為聯大文學院長（亦清華文學院長）的馮友蘭，建議對劉停薪，並考慮解聘。馮友蘭亦認為劉文典此舉不足為人師表，同意解聘。曾是劉的學生，此時為劉的同事的王力為其說項，“我們幾個同事去見聞先生，替那位老教授（指劉）講情，我們說這位老教授於北平淪陷後隨校南遷，還是愛國的。聞先生髮怒說：‘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他終於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劉文典對被解聘一事感到突然、不解，即給清華校長梅貽琦寫信說：“典雖不學無術，平日自視甚高，覺負有文化上重大責任，無論如何吃苦，如何貼錢，均視為應盡之責，以此艱難困苦時，決不退縮，決不逃避，決不灰心，除非學校不要典盡責，則另是一回事耳。今賣文所得，幸有微資，足敷數年之用，正擬以全副精神教課，並擬久住城中，以便隨時指導學生，不知他人又將何說。典自身則仍是為學術盡力，不畏犧牲之舊宗旨也，自五月以來，典所聞傳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脛以奉詢究竟。”梅貽琦過了兩個月覆信說：“尊處暫未致聘，是非得已。想承鑑諒。”顯然，梅貽琦對劉文典的普洱之行是有看法的。儘管他愛才如命，但對這種目無校紀的出軌行為，他也不得不揮淚斬馬謖以戒眾。

對立意氣之爭釀惡果：劉師培與章太炎

1903年，劉師培科場落第，返鄉途經上海時結識了因宣傳革命而屢遭清政府通緝的章太炎，章此時已是飲譽學林的古文經學大師。劉師培仰慕章的學問，引為知己。當時章太炎在《蘇報》上鼓吹排滿革命。受章太炎影響，劉師培思想幡然一變，從此絕意科場，主動投身*革命活動。《蘇報》案爆發後，章太炎、鄒容不幸被捕，劉師培並沒有